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叶品樵
口述时间：2016年12月5日
口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叶品樵校友家
人物介绍：
叶品樵（1933-2018），福建闽侯人。1953年因院系调整从厦门大学调整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就读，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工业经济系助教。1957年调往厦门大学经济系工作，历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83年调任福建省高等教育厅副厅长，1986年任福建省教育委员会副书记等。1994-1996年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叶品樵校友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史座谈会（2017年11月12日）
问：您是怎么来上海财经学院读书的？
叶品樵：我离开上海财经学院已经整整60年了，一轮甲子过去了。我在上海财经学院4年，从1953年到1957年，当了两年学生两年助教。我是1952年考进厦门大学的，学财经。当年，厦门大学财经方面一共是156个学生，有6个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金融、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我选择的是企业管理。当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想将来毕业到工厂里工作是很好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争着学企业管理。我记得一个系只有一个班，二十几个人，是小班。不久，全国院系大调整，把厦门大学办得非常好的工科撤掉，并到浙大、南工，有的甚至合并到武汉。这样，企业管理系就很难办下去了，因为我们系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与工业技术相关的课程，比如工业技术的切削原理、制图认图等。厦大工科并走后这些课就没有了。我们企业管理专业，就是看你工科方面学了多少，工科方面的知识有多少。因为企业管理系毕业的学生到工厂做计划工作、生产调度工作，都是要基本看得懂人家给你的图纸，厦门大学工科调整了，企业管理系也就得调整。当时有统一的规定，华东地区的财经系全部并到上海财经学院。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除了我们企业管理系，其他系都没并走。
还有一个情况。通常大学本科都是四年，但是解放初期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所以我1952年进校的时候有三个年级，等一个年级毕业走了，只剩下两个年级。院系调整的时候，厦门大学财经系科没有老师带着我们去上海财经学院。当时我们系的学生当中也没有共产党员，只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11名团员成立一个团支部，我是团支部书记。后来，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担任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我们就三个人。等苏东水毕业了就又剩下我和一名宣传委员。学校让我带队，介绍信等很多材料就是由我带去上海的。
问：你们是怎么从福建到上海的呢？
叶品樵：那个时候很艰苦的。我们先从厦门到福州，然后从福州再到上海。在福州闽江坐船，不坐船就要走山路，山区有很多山路，更难走。我们坐船到南平，换汽车到建阳，住一晚上，第二天从建阳坐汽车到上饶，然后再从上饶转火车到上海。回程的时候，是从上饶坐汽车到建瓯，再从建瓯到南平，然后坐船到福州。1953年我们不是在福州集合一起去上海，而是大家按规定时间在上海集合后一起去上海财经学院报到。
叶品樵（后排左一）与工业经济系同学在上海财经学院四达路校门口合影（1955年8月）
问：您还记得院系调整时上海财经学院的情况吗？
叶品樵：好像我们厦门大学是最后一家并过来的。那个时候学校有解放楼，旁边是一个操场。开并校大会时，华东各个单位来的人派代表到主席台就座，厦门大学就是由我代表。别的大学、学院都是老师，只有我是学生。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上海财经学院名教授很多，比如我们工经系主任孙怀仁。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写了很多书。他很有特点，年轻人在他旁边吵吵闹闹，他自顾自在那备课，毫无反应，也不说别人。而且孙怀仁讲课从来不用稿子的。
另外，说说我入党的亲身感受。我是由许浪璇(当时的学校党委副书记)当介绍人的。我从福建到上海有很多事情都不懂，许浪璇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我说，我看了两篇文章很感动，一篇文章是《党员登记表》， 还有一篇是《老水牛爷》，就觉得我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许浪璇一下子脸沉了下来，看两篇文章就可以参加共产党？后来，他拿出党章和其他几本书，让我回去看完再来。
我们的教务长是吴承禧，副教务长有两位，其中一位是许本怡。当时会计系有位娄尔行教授，他有一个“凭证整理单据记账”的成果，还因此在全国出了名。会计系的龚清浩教授资格非常老。我还记得工业经济系有马家骅，他西装革履，冬天穿大衣的。
问：您对母校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叶品樵：主要是对母校的深深感激。从我个人来讲，母校给了我三样东西：一是入党，二是当了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是留校当了助教。1954年5月25日我在上海财经学院入党。1954年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约两三千名。其中，大学生代表三人：上海交通大学一名男生，上海财经学院一名男生，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女生。上海财经学院的名额就是我。通过代表的事情，说明院系调整后的上海财经学院非常庞大。1955年，我毕业留校。我们班很多人从福建来，也有不少上海人，毕业后都想留上海，不想去远的地方。毕业分配有留校的名额，但我填报的志愿是去北京。当时我已经入党了，是团支部书记，成绩也不错。我第一志愿是想去北京，北京是首都。如果北京不能去的话就是第二志愿去东北地区，东北当时是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地方。要是东北不能去的话我第三志愿是西北，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结果，我留校当助教了，可能是因为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可能被老师们看中了吧。学校留我下来，给了两个选择，在宣传部或团委工作。但是，我想留在工经系做老师，后来就留在工经系了。
叶品樵（右一）与同学在校园里合影（1950年代）
问：您当人民代表期间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事吗？
叶品樵：我们一起开会的有很多名人，比如禇凤仪副院长。我是第一届、第二届的代表，那个时候一届是两年。1956年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时候，没有北四川路区了，改为虹口区。我作为人民代表，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上海市一路电车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没有了。它是从静安寺到虹口公园的，实际上在北四川路已经停下来了，就在那里拐一个“Y”字形的弯。当时，我们代表团坐了一次一路电车，明明起止站是静安寺到虹口公园，怎么在北四川路就停下来呢? 而且在那里拐一个“Y”字形弯也很不好。于是，我们联合做了一个提案，建议把这个“Y”字形的弯改一下。上海市对此很重视，想处理这个问题。但那里有警备司令部的楼，到虹口公园要从那栋楼过去，车辆震动会影响设备。我们就去勘察，提议从北四川路直接开一条小路，经过鲁迅故居。大概在1957年，这条路通了，通到虹口公园，我离开上海之前特地去坐了一次，因为这个提案是我们提的。
问：您留校任教的情况是怎样的？
叶品樵：我留下当助教的时候，第一个目标不是自己钻研成果，而是到人大学习一年。当时各个财经学院的助教老师都要轮流去人大学习一年。到人民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学课程，就是把人大的课程原封不动搬回来，能把课教好就不错了。后来做了财大校长的张君一，当时是学校办的厂长学习班的讲师，我跟着听他的课，给他当助教。
问：那您又是怎么离开上海财经学院的呢？
叶品樵：1957年上海财经学院要跟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当时厦门大学统计方面需要一些教师，工经方面也需要人。我是从厦门大学来的，觉得是一个回厦门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我回到了厦门大学。
问：您调回厦门大学之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叶品樵：回去先是做老师。1968年，我是系办公室主任，抓教学业务。1972年我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当了5年。后来，学校把我调到教务处，当副处长。再后来又调去福建省教委，最后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校党委书记。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