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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上财“四史” | 陈光祖:我与中国汽车行业同行的六十年

发布者:谷紫藤发布时间:2022-06-28浏览次数:10

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陈光祖

口述时间:201556

口述地点:北京市王俊兰校友家

 

人物介绍:

陈光祖(1933   ),福建福州人。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复旦大学财经学院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工业管理系乙班,1954年毕业后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1960年调往北京新组建的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工作。历任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总裁、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陈光祖(201556)

问:请问您是怎么进入上海财经学院的呢?

1933年出生于福州,从小学到高中都在福州,所以我是从福州考大学,再到上海报到。我1951年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还有口试,因为一个班就招收20多个学生,所以系主任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询问得很仔细。那时候我特别担心口试,觉得自己肯定通不过。平时,我在班级也就排在五六名。我先考入了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结果在复旦只读了一年,也就是说,19519月到复旦大学,19528月院系调整时,从复旦大学调到了上海财经学院。

问:能说说您对上海财经学院的第一印象和对院系调整的感受吗?

当时,上海财经学院在欧阳路,我们班叫作工业管理乙班,一个班有50多人,班里的同学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我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出身不太好,所以入党比较晚。那时候组织学生参观各大院校,我们曾经到沪江大学参观过,还参观了他们的宿舍,住宿条件很好,和现在的三星级宾馆一样,甚至还有沙发床,而我们当时住的就差多了,都是6个人的房间。院系调整后,大学里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是读书、吃饭都不花钱;二是学校从工厂选了一些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员来给我们上课,而原先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留美、留英的教授。我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读书、吃饭都不要钱的,每个月都有国家补贴。补贴直接给学校,并没有发放到我们手中。当时,我们被称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


陈光祖(二排左一)、陈秉权(后排右二)与企业管理系同学合影(20世纪50年代初)

问:您对当时的课程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当时有一门“工业管理”的课程,由从美国回来的胡式如老师教授。这门课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胡老师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翻译成中文来给我们上课。这让我们对美国的现代工业管理有了初步的理解。胡老师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糖果分给我们吃,我们一边吃糖果一边上课,很开心。胡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一直都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研究汽车工业的。现在很多人认为技术第一,而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在汽车工业中管理应当第一位,管理重于科技。日本、韩国的汽车技术不如美国,但是他们的汽车工业照样可以发展起来,那是因为他们在管理上有优势。而美国汽车工业一直想依靠技术领先压制日、韩,但始终没能压制,就是因为管理没有做好。现在美国汽车市场上40%是本土品牌,50%是日、韩品牌。所以,我说汽车工业,包括其他一些制造业,管理应当放在第一位,管理最重要,就是要通过管理来发挥科技的作用。我们当年上课讲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的管理经验,那时候日、韩在管理方面还没有发展起来,大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依靠管理。

胡式如教授(二排右二)与工业管理系团支部在解放楼前合影(20世纪50年代初)

问:院系调整之后,上海财经学院的教学有什么变化吗?

院系调整后,许多课程都有所改变。我们开始学习辩证唯物论、《资本论》、马列主义等。虽然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资本论》,但是辩证唯物论我们学习得相当细致。除此之外,在经济专业课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调整前我们学的都是资本主义会计理论,调整后我们学习的是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两者在计算方法上略有不同。调整前主要按照美国体系来教授课程,调整后则按照行业来划分专业,如工业会计、企业会计、商业会计等。这也是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很大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方面变化更大,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模式,编制国民计划主要以五年计划为主,几个五年计划连续进行。苏联的五年计划包括生产计划、劳动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等,是一套完整的计划。所以,院系调整后,学习的内容、学科体系都有变化。

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不会用中文上课,全部用英文授课,我们开始都听不懂。院系调整后,要求课程全部由中文授课,老师也就开始用中文授课了。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个转换的年代。

问:关于当时学校提出的生产实习,您有什么印象吗?

有的,我实习了两三个月,是学校统一安排的。我去工厂实习,工厂里的工程师会给我们上课,给我们介绍机器设备、性能以及机器操作。但是,我觉得实习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并不大。因为我对这些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只是知道些一般的情况。

问: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你们当时毕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毕业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每班派一个人参加毕业分配小组,因为我是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所以由我参加。学校毕业分配小组里还有政治辅导员等。临近毕业的时候,辅导员对我说:“你表现得很不错,把你分配到北京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当时能分配到北京是非常好的事情,于是我给一位朋友写了封信,说我要到北京去工作。他很快给我回信,说我这人毛毛躁躁的,直接去北京并不合适,建议我先去“62(第一汽车厂的代号)工作。于是,我就听从他的建议选择去长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辅导员,辅导员说分配的事情不是他能决定的,得上报党委。当时,姚耐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学校要分配我去北京工作,我却选择到长春去吃苦。我始终觉得,这是我做过的一个非常重要且明智的决定,如果我当时直接到北京工作,就不会接触汽车工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我去长春的时候,一汽刚建立不久,在那里我吃了不少苦。但是这个选择对我一生影响深远,决定了我一辈子。

问:您是什么时候到北京工作的呢?

1954年我去长春工作,19601月我到北京。当时,我们的厂长是“老革命”,做事很有魄力,是哈工大毕业的。他带领我们六十多人,包括打字员,从长春到北京工作。当时,刚成立汽车局,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手,他就从长春带了整套班子到北京。那时候,车间的同志很好奇,我只是车间的工作人员,厂长怎么会把我一同调去北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感觉自己运气一直都很好。

问:您能谈谈在长春工作时的情况吗?

我刚到工厂的时候工作很艰苦。当时,我是由学校分配到一汽的,同去的还有数百名同学,成立了一个临时团支部,我担任生活委员。那时工厂里只有十几个人,光为我们登记姓名资料就忙不过来了,更不用说给我们分配工作了。后来,我被分配去做记录工作,就是记录工厂投入、产出量等。其间,还拉过马车去运货。等工厂正式完工,我被分配去管理车间,但是车间里都是一些苏联的机床、设备,我完全不懂,所以车间的事情主要是一位老工程师负责管理,我主要是做些安装工作,然后定期向老工程师报告安装情况。设备安装完毕后都需要进行调试,我也参与其中。一两年后,车间正式投产,此时调来一位车间主任,他是山东人,姓黄,是劳模。

在中国和苏联定下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长春一汽是大项目之一。车间正式投产后,主任请我留下来工作,因为当时许多大学生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我不熟悉机器操作,想留下来当工人。车间主任爽快地答应了。当时车间是三班倒,工作很辛苦。我所在的是工具车间,管理全厂几千种工具,非常复杂,如一件产品需要多少工艺、一道工艺需要多少工具,所需的工具都从我这里拿出去。虽然在车间当工人工作很辛苦,但的确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一直在车间努力工作,一直升至副工长。工厂里分副工长、工长、总工长。总工长仅次于车间主任。我后来又升迁至工长,但是没当多久就调到北京工作了。所以,当时厂长选我一起到北京工作,车间主任也很好奇,全厂两三万人,厂长怎么能认识一个小小的工长呢。

我那时候早上6点起床,刷牙洗脸,开始学习俄语。那时候的很多资料都是俄文的,虽然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派了很多人来帮忙,但是他们不懂专业知识,而我们了解专业知识却不懂俄文,所以我们只能努力学习俄文。当时,整个工厂一共有近200名俄国专家,他们是莫斯科汽车厂派来的,每个车间派1名专家。我们车间也来了1名俄国专家,他刚退休,大概60多岁。他在俄国就是管理车间的,所以对这些工作很熟悉,我们跟着他一边学习一边干活。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长春汽车厂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汽车制造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汽车厂大部分都是由军工厂转型而来,欧洲、日本的汽车制造厂在战争中基本损毁,我们汽车厂的装备又比苏联汽车制造厂更新。汽车制造真的很不容易,需要制造几千个零部件。当时,中央对长春汽车厂提出了“三出”要求:出汽车、出经验、出人才。

 我所在的车间,有锻造的、备料的、焊接的等,往上有机器加工、机床、磨床等。一个车间大概有二百多人,我所在的工段有三十多人,进行的是自由锻。因为自由锻的花样很多,要求的技术、工具比其他车间都高,所以需要老师傅来操作,老师傅都是从上海过来的。我肯干又肯学,跟这些老师傅关系都不错。当时,我们的副厂长兼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吉林工大的前身)副校长,有一次两个学生来实习,带他们的教授正巧是我同乡,我跟他说我想学汽车,他就把各种资料、讲义都给我学习。

 :您在一汽获得了很多荣誉吧?

 算是吧。我拿给你们看看。这是1956年工厂投产后我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俄语为“阿斯塔诺夫”。这是我获得优秀团干部的奖状,这个荣誉比突击队队长要高。党委副书记给我颁奖时说我也算得上是“劳模”。因为我是团员不是党员,党员才有劳模。在团员中,优秀团干部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整个厂只有五六个人获此殊荣,而获得“劳模”称号的人数比这还多。这是“一汽功臣”称号的荣誉证书,30年一共评选了140人。获得这个荣誉很不容易,我主要是踏实肯干。工厂三十年历经两三代人,前后有十几万人,我能当选十分荣幸。

陈光祖获得的“一汽功臣”称号荣誉证书(1983715)

 :请您再谈谈在一汽工作的情况吧!

我们车间主任是苏联来的,叫奥尔诺夫,是车间行家。在他来之前,我们对车间工作都还不熟悉。一辆解放牌汽车有七八千个零件,每个零件从锻造到生产有几十道工序,每个零件都需要有编号,才不易混淆。我们向奥尔诺夫汇报时都必须报告编号,所以每个编号我都得记住。

1958年奥尔诺夫回国,我们唱“喀秋莎”欢送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汽车到自己制造出汽车,客观地说,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从机器设备、技术专家到组织管理都是。虽然后期苏联把专家撤走对我们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但是也不能否定苏联前期援建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苏联专家是1958年撤走的,我们正式投产是20世纪60年代,总体所受的影响还算较小。工厂从开始建设到正式投产,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

 :请您谈谈调到北京后的工作情况吧!

 我工作的第二阶段是19601998年。这一阶段我主要在三个地方工作:一是机械部汽车总局;二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发展公司。1964年成立中国汽车公司,我一直在那里待到1978年。然后,我去了零部件公司,1988年我去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公司聚集了最优秀的技术人才。1978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计划筹建零部件公司,让我担任副经理。1980年牡丹江经理会议时,我发言的内容是关于汽车领域的专业化协作生产,如何向现代化学习。我当时向大家介绍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情况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所以,1980年我就提出技术引进、企业自主经营、产品创新、专业化管理、企业利润第一位等。

 再后来,我到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工作,对口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这个公司当时相当于发改委,国家重大项目一定要由工程咨询公司通过才行。很多项目都要历经多年时间的反复论证,工作量很大。例如,长春汽车厂的报告有好几百页,但最后向国务院报告时只能浓缩成两千多字,所以经常要花一两个月来写这两千多字的报告。我的文字功底进步很大,就是这些工作锻炼出来的。其他基建的工程基本都由设计院来做,但汽车工业没有能代表全国的设计院,一直都由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来做。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