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刘骧（其妻邱敏芳略有补充）
口述时间：2019年6月19日
口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刘骧校友家
人物介绍：
刘骧（1930- ），江苏淮安人。1950年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后简称上海财经学院），195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财务会计系。毕业后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长期奋战在新疆工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刘骧、邱敏芳夫妇在新疆乌恰留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
问：请谈谈您是怎么考到上海财经学院的？
刘骧：我是江苏淮安人，但是以前在上海渭南中学读书。1950年暑假，我高中毕业后决定考大学。那时候各个大学是自己招生、单独招生，我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报考了上海商学院。我本来对商科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那个时候受家长的影响，读大学是要学一门专业、技术，毕业出来好找工作。结果1953年的暑假提前大学毕业，按照学制的话，我们应该是4年，但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缺乏人才，就把1954届全部提前一年毕业，虽少学了一年，但还是按照本科毕业对待。
问：您在上海财经学院读书的情况是怎样的？
刘骧：我当时读的是财务会计系工业会计专业。学校有七八个系，如财务会计系、工业管理系、银行系等。1950年开始逐步进行院系调整，把其他大学的一些财经专业进行合并，最早并来的是褚凤仪的上海法学院，我们和他们的学生一起上课。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1952年，上海各大学校全部都调整了，复旦的财经学院、交大的企业管理系都并过来了，学校也搬到了欧阳路。我们本来就只有一个班，40人左右，院系调整后变成四个班，大概200人。院系调整以后，学生增加了很多，本来学校只有400人左右，调整后恐怕得上千人。我记得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开始，学校还在中州路，学生参加军干校，也是一件大事。说起当年的老师，我们对褚凤仪的印象很深刻，他教我们理财数学，讲速算很快的。比如，100÷25=4，1000÷8=125，就是在教你速算的方法，教你算的更快。
欢迎上海法学院师生员工并入上海财经学院（1950年）
问：您对其他老师还有印象吗？
刘骧：当时的系主任薛迪符，我们对他印象一般，为啥呢？因为那时候人们印象中觉得知识分子都是比较清高的。但是薛迪符除了当老师以外，还在证券交易所做股票买卖。那时候的观念跟现在不一样，认为做股票买卖就是投机倒把。现在做股票很正常的，但当时就会觉得这样做不好。对袁孟超的印象比较深刻，他非常能讲，口才很好，教我们社会发展史。我们那时候政治课很多，不仅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还学联共（布）党史。课本用的苏联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著作。基本上从苏联的课本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全都学了，但实际上有些我们学不懂。《矛盾论》多少能听懂一点，《实践论》根本听不懂，死记硬背也听不明白，抽象的概念太多了。1951年高校开始思想改造，上面派工作组，下面派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小组。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再就是批判崇美、亲美、恐美。那时候娄尔行在老师中思想比较开放。他敢于自我批评，所以比较突出，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
问：据我们了解，那时候学校很重视实习，您能谈谈自己毕业实习的情况吗？
刘骧：在欧阳路的最后一学期，也就是1953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到工厂去实习了，实习期为三个月。我在上海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实习，上海电机厂可以说是那时候上海最大的厂，电机厂隔壁是上海锅炉厂。两个厂互相配套生产发电机。我们实习是，分到各个科室、各个财务单位，对方给你一份具体工作，同时你还做一些调查研究。我在上海电机厂的电机车间做会计。读书时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直到实习很多同学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候，大学生一二年级谈恋爱的很少，都忙着学习，但是心里对谁印象好不好都有个数，到了第三年快毕业时，大家就开始交往，也都定下来了。我们俩也是在实习时开始交往的，我在上海电机厂，我爱人在浦江机器厂。
问：您能谈谈自己当年毕业分配时候的想法吗？
刘骧：当时大学毕业生是稀缺资源，很吃香。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根据各个地方要人的计划，把人数分配给各个学校，再由学校分配。当时我们学校的动员口号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哪里艰苦就到哪里，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学生毕业都填了志愿表，就是“毕业生志愿表”，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那时候是青年团的干部，是比较进步的，第一志愿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第二志愿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第三志愿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总之是坚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我们追求进步，申请入党，都是非常光荣的，老干部是我们的偶像！结果，我分配到北京的重工业部，我爱人分配到重工业部下面的有色局。我爱人他们一批一共十几个人到有色局报到后，有色局告诉他们新疆有色金属公司需要人，十几个人里要去一部分人，就让我爱人去。后来又说起她的男朋友在重工业部，有色局说可以服从外调一起走。有色局跟重工业部打电话联系，说我的女朋友要分到新疆，因此我服从外调，一起到新疆来。我在北京的时间前后也就一个月。
问：你们当年是怎么来到新疆的呢？
刘骧：通知让我们来新疆，我们没二话说，打包行李就上路了。当时我们既不知道新疆具体的情况，也不管艰苦与否，就只有一个思想：个人服从国家，有困难自己去克服。那时候我们还年轻，觉得很多革命烈士，为了解放全中国，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我们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现在国家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那就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多做点事情。
一路走过来，走了很多天，经兰州、乌鲁木齐辗转。我们先坐火车到兰州，然后改坐送货的美式道奇货运卡车进疆。当时就是戈壁滩，几乎没有路，全靠前面的车走出来的车辙前进，饮食住宿也几乎没有。一路上，过了张掖、武威再往西，就没有旅馆了。到了晚上，哪里有房子、有水、有人做饭就在哪里停下来。所谓旅馆就是一间草房，地上有一个土炕，炕上有几张席子，把我们自己带的行李卷打开以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收起来再装上车，在路边的小溪里洗洗脸，就继续往前走。而且路上还有乌斯曼残匪流窜，即使是来接我们的新疆干部和司机也很害怕。我们坐的大卡车一开就两三个小时，如果路上要上厕所，就敲汽车驾驶窗，司机找一个有山拐弯的地方或是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停下来，男的去这边，女的到那边。
我记得是9月30号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到达了乌鲁木齐。我们8名同学都分配在中苏有色暨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这个公司是1950年3月根据中苏协议成立的，算是苏联援建中国最早的三个企业之一。这个企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高精尖工业，包括氢弹、导弹、卫星，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中有1人去了更艰苦的可可托海矿管处，那里是绝对保密的矿山，而且是中国最冷的地方。另7个人前往乌恰，相对来说条件要好一点。直到10月中旬我们才到达南疆乌恰县境内，然后继续往山沟里走才到了康苏——中苏有色暨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康苏矿管处。
刘骧（骑骆驼者）、邱敏芳（右二）在康苏矿管处与同事合影（1953年10月）
问：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在新疆的工作和生活吧！
刘骧：一开始，到乌鲁木齐一看觉得这地方还不错，还有两层小楼。于是心里想，人家能活我们也能活。但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生活不习惯。我们俩都是南方人，一开始最不习惯吃羊肉，但新疆没有猪肉。那时候的羊肉跟现在不一样，膻味很大。到一个地方吃饭，就吃面条或是吃饼子、馕。我们吃不惯，就吃肉丝面和鸡蛋面，肉丝面就是羊肉的，鸡蛋面就是一碗面条上面放个炒鸡蛋。
刚到乌恰矿管处的时候，真是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那里就是一个山岗子，厨房连酱油都没有，做菜靠豆瓣酱调味。我们是南方人，生活各方面都不习惯。而且这里人员构成也很奇怪，多为复员转业军人和分配来的大学生，很少有汉族，都是苏联专家和维吾尔族当地人。更重要的是工作压力很大，公司所有的文件、报表全是俄文的，我们以前学的英语，俄语不大懂，只能一面学俄语，一面工作、看报表、打算盘。当时我在会计科，离不开文字，只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我们就在那里待了七八个月，天天加班，都不休息的。1954年7月1日把我们分配到下面的一个矿上，一个苏联人是负责人，外加我们两个人做财务工作。那个地方人很少，房子更少，都没有女宿舍。我们到那里报到，组织上考虑了各种因素，让我们俩在那结婚吧。那里没有女同志，居住不便，人身安全也不能保障，我们只能结婚，住在一起。结婚时就分配一间房子，两个单人床，两张桌子，还有两个凳子，全部就这么些东西。把几个同学请来吃个饭，人事科科长做主婚人，买点花生、瓜子、水果糖，大家吃一吃，主婚人宣布结婚，然后去乌恰县民政局办手续，就这么结婚了。家里人也是后来才知道我们结婚了。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苦，只是觉得国家分派你，你如果讨价还价那就是一种耻辱。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少数服从多数。
一切为了工作。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个礼拜工作六天，礼拜天还要加班。1955年我们生了第一个男孩，到1957年爱人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有了两个孩子，我们就不方便带了。在她快生的时候就让她回老家宁波去了，她一个大肚子带着一个娃，汽车倒火车，再倒轮船，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回到宁波。现在想想，我们实在胆子太大了。爱人把老二生在宁波，56天产假休息完马上赶回新疆，把老大老二都丢在宁波。一直到1960年，我父亲病重去世的时候，我才回了江苏老家一次。
问：您是什么时候离开乌恰的呢？离开之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刘骧：也是在1960年，组织上把我调回乌鲁木齐从事别的工作，我们两个人离开了乌恰。1960年因为我当矿山的宣传部长，主办一个厂报。当时我们总公司在乌鲁木齐，也办报纸，他们看我们矿的报纸办得比较好，就把我调到乌鲁木齐来办冶金报，当副总编。我到乌鲁木齐半年以后把爱人也调来了，她就在财务处。后来又做了很多工作，到1970年我被调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参与管理新疆的重工业生产，负责钢、煤、电的生产。那时生产秩序很不好，但是依然要想办法保证生产。钢厂的钢不能停，那必须要有电，我手里的煤得保证电厂发电，有的时候煤最多只能支撑两天，我就要马上调各方面的汽车想办法去拉煤，大煤矿没有煤，就找小煤矿。那些年，也算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做了点事情。后来，又调我去经济委员会当副主任，兼新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我这一辈子都是围绕着新疆的工业，新疆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走遍了。到了1992年，我逐步退下来了。
1983年，新疆校友会成立，当时学校的副院长顾理还来新疆，我们欢聚一堂，选举金云辉当会长，我当常务副会长。1997年，我们还一起回母校参加了80周年校庆。
刘骧、邱敏芳夫妇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合影（2021年6月30日）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