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75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有一所原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中州路102号的大学也完成了从旧政权中新生、融入新中国的历史过程。这便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学校进步师生坚持斗争、保护学校，最终迎来了上海解放和学校的新生。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馆藏的新上商报、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任命令和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徽这三份珍贵档案及其背后的故事直接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以进步教授褚葆一等为主要成员的国立上海商学院维持委员会成立，完成了学校的平稳过渡。5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代表开始准备接管国立上海商学院。6月1日，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自治会的副理事长何克明回到学校，把学生陆续汇集起来。汇集起来的还有国民党军队逃跑前扔在校内的手枪五六支、皮带几十条、皮鞋十几双和子弹两百多发，由学生自治会负责保管，不久后都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新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任命令，学校迎来新生。
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令
这张任命令中指定褚葆一、凌舒谟、邹依仁、许本怡、雍文远、何克明（学生代表）、杨毅芳（学生代表）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并指定“许本怡为教务主任，雍文远兼秘书主任”。前五位是教师，当时分别担任国际贸易系主任、教务长、统计学系主任、会计学系主任和西方经济学教授，其中褚葆一和许本怡还是国立上海商学院1933届校友，海外留学归国后，于1946年受邀来校任教。后两位何克明、杨毅芳是学生代表，分别是学生自治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杨毅芳令
当时，国立上海商学院全校师生共有四百多人。上海市军管会是如何确定校务委员会成员、又为何选择这七位师生担任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校务委员呢？曾经的校务委员、1951届校友何克明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军管会选择我们呢？因为学生代表基本都是各个高校学生会的牵头人，不是地下党员就是进步学生；教授也推举了比较进步、比较有名望的。这是地下党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报上去的。接管的时候，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学校已经有了解了，主要依靠地下党成立各类人民保安队搜集上海各种有用的情报……解放军还没进上海，就利用这些情报详细地编写了一本书，发给各级干部，以了解上海、接管上海”。
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褚葆一（1949.8-1950.12）
按照任命令的要求，校务委员会即日到职视事。原院长朱国璋委任的临时负责人吴道坤向校务委员会办理了移交手续。过渡时期，校务委员会就是学校的实际管理机构，主任委员褚葆一相当于是代理校长，他的名字也印在了国立上海商学院1949届的毕业证书上。1950年8月，国立上海商学院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1年1月，华东军管会任命孙冶方担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姚耐、褚葆一、褚凤仪为副院长。至此，校务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本文节选自《档案春秋》2024年第4期《档案见证：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新生》，作者陈玉琴。）
供稿/图：陈玉琴 审核：王雅静 喻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