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梅汝恺
口述时间：2014年10月18日
口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梅汝恺校友家
人物介绍：
梅汝恺(1928— ),江苏阜宁人。我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一级作家。1946年分配来国立上海商学院读书,1949年毕业于合作学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参加革命,并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因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声名鹊起。著有短篇小说20余篇、散文百余篇、文学论文10余篇。译有波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火与剑》《十字军骑士》等作品,共发表文字600余万字。先后任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江苏分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政协常委兼文化组组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第六、第七届政协常委等职。鉴于他的文学成就和翻译波兰文学的杰出贡献,1984年被波兰政府授予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金质奖章。1987年被授予江苏劳动模范奖章。
梅汝恺口述（2014年10月18日）
问:您能谈谈自己是怎么进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吗?
答:我最早是在苏北国民党的控制区读书,高中毕业进了南京临时大学的商科。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政府回来了,当时叫作“还都”。临时大学按照要求接收了大量汪伪时期的大学生,经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甄别后按照专业分配到各个学校。1946年,我就分配到了国立上海商学院。
问:您对学校还有哪些印象?
答:对学校的印象依然有的,学校很小,就在中州路102号,以前好像是日本人的小学,只有一栋教学楼,我们住的宿舍是后来造的,破破烂烂的。当时,学校分自费生和公费生,公费生比较难考,吃饭、住宿都是用公家的。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的时候好多逃难的学生到后方去了,国民党不得不拨一笔钱让这批学生可以读书。到了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制度延续了下来。在抗战之前,读书是要收费的,公费生的做法是为了适应战时的体制。学校当时自费生多,占50%以上。
当时考上大学的,也就是高中顺利毕业的,其家庭一般不会太穷,也不太可能是农村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多数是有知识的家庭,或者家里开个小店,不然没有那么多钱能读到高中。大学有公费生,高中是没有的。学校大部分学生是江苏、安徽、浙江的,家里一般都是有产阶级。而且当时的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很吃香,考的人很多,都想进这个学校,毕业了就有饭碗,又是名牌大学,最好还能留在上海,和现在一样的。
问:您对当时的学校生活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答:当时学生很有意思,有几个地方特别明显。一是上海同学一般不跟外地来的同学交往,因为上海同学有优越感,到现在或许也是;二是上海同学一般走读,不住在学校,学校地方有限,也不希望他们住。这都导致学生间有了鸿沟。但上海学生虽高中有的是南洋模范的,有的是大同的,但也不抱团。反而是外地的抱团,像我们有苏北同学会,也有安徽同学会、南京同学会,具有地域的特色,因为大学也不大,同学会一般都是全校范围的。除了读书,学校的业余生活挺丰富的,不仅有体育馆、游泳池,还有篮球场、排球场等,都还不错。大家都是刚从外地到上海,心目中五彩斑斓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学生有点小钱还会去逛街、看洋戏。
问:那您对当时的老师们还有印象吗?
答:老师里像娄尔行,我有印象的,他很年轻也很有名气。还有一个教统计的老师很厉害,叫邹依仁,我对他印象很深,他虽不修边幅,但讲课讲得很好,不管你程度怎么样都能听懂。还有系主任叫杨开道,他能说会道,是美国回来的,好像是密歇根大学的,国际视野很好的。朱国璋是我们的院长,课讲得很好,而且不摆架子,他家就在学校游泳池旁边,但房间很小,他当时还是国民党国大代表,却也住得惯。教务主任是凌舒谟,他是朱国璋的主要助手,当时学校重新搞起来,一下子就成立了7个系,但课程安排得很好,这也是要有本事的。大家也都讲,学校是上轨道的,学生埋头读书,晚上自修,都很努力,这应该是他的功劳。
问:您能谈谈您当时的思想状况吗?尤其是怎么走向进步、向党靠拢的
答:我有一个同乡那时候在《大公报》工作,是国际版的主编,名字叫戴文葆。他家里有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就向他借来看。我读书时就在想,银行学系毕业出来后可以赚大钱,会计学系是管钱的,工商管理学系是管工人的,贸易系做洋买办可以发财,而我是合作学系,是同情并且希望能够帮助劳动人民的。当时,上海有好多富翁,学校里还有人开小汽车来上学,我们对此抵触很大。那时候,我们吃饭都成问题,全靠公费。像我还不得不去我叔父那里要点零用,他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中层官员,有点权力也有些钱的。我虽拿了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再一想到以后要为富人工作,我就不愿意,我要为普通人讲话。后来,我参加了学校办的合作社,慢慢就有了转变。后来我参加了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配合上海解放,由华东局、城工部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发展。复旦大学的一个老乡发展我进入城工部组织,实际上就是公安部门,要保护一些人,调查一些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大企业、工厂人事和财产方面以及各种组织活动的事情。这个范围比较广,要组织人插入其中;要争取中间分子,瓦解特务组织。
问: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学校地下党或者学生会的一些情况?
答:当时,地下党是比较隐蔽的。国立上海商学院能有学生会是个重大突破点。为什么呢?因为学校规模不大,教学抓得很紧,国民党势力又很大,地下党很难搞起来。学生会是杨毅芳办起来的,他有号召力。抗战时期,他曾经在江西的国民党政府做了几年公务员,但是没有国民党的党派背景,他是中立的。他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比我们大七八岁,他很早就考进了学校,大概是1941年或是1942年,中途因日本人来了就退学了,后来抗战胜利了重新进校。他是宜兴人,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3年。他是我们的老大哥,年龄大,又有阅历,见识多,能力也强。而且,他有正义感,敢发表意见。当时他要参加竞选,我们同宿舍的人都说“赞成他”,还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替他宣传,当时的墙报叫作《北风》。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不能不承认与当时在学校参加的活动有关系。另外,1947年发生了一个群众性的大学潮,叫作“五二○”学生运动,这个运动从南京开始,惨案也在南京发生。当时,杨毅芳就敢出来讲话:“学生怎么能被杀呢?”他在宿舍说:“学生不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吗?国民党不对!”好不容易日本人投降了,可以恢复建设了,又打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激发正义感,大家对杨毅芳都有好感,都拥护他。所以在他1949年办学生会时,大家都支持他。他当时做学生会主席,让我做宣传委员和宣传小报的总编,《新上商》第一期就是我编辑的。但是,杨毅芳跟我不搭界,我们是两条线,只是心照不宣。我当时跟戴文葆借了好多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还有斯大林的书,看过就放在床头,杨毅芳也看到的嘛。
问:上海解放之前,学校里的学生是什么情况?
答:学生都不学习了,当时没有课上,毕业论文也不写,都搞革命了。不搞革命的人就在那儿彷徨,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上海的学生后来就不来学校了。上海已经乱了,国民党的人一批一批往台湾跑,当时还给学生发了60斤应变粮食。当时国民党开始到处抓人,组织上通知我们会有大逮捕,要注意隐蔽。按照组织纪律,我不能和旁人接触,但是上海的学潮已经起来了,学生会已经出来了,能不告诉他们吗?能不警示他们吗?我和杨毅芳一个宿舍,关系挺好的,就把杨毅芳叫去游泳池旁边。游泳池一般没什么人去的,而且我们俩是好朋友,国民党也不会怀疑。我就跟他讲,我们组织的情况不能跟别人讲,我也不能跟你打交道,因为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但是经过考察,你是值得信任的,为了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把消息告诉你,据我们了解,国民党要开始抓人了,具体抓什么人、什么时候动手还不知道,你一定要通知到学生会里重要的人,尽量不要集体在学校里出现。国民党为了顾忌影响一般都在晚上抓人,所以我提醒他回去就通知。杨毅芳收到这个消息后就有所警惕了,因此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没被抓去。但后来为什么又被抓走了不少人呢?据说是有个人披着一件衣服,他指哪个人就抓哪个人,抓的都是无辜学生,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这个人其实是学校里的国民党特务。
问: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
答:听到大逮捕谁还敢在学校待?国民党跑到宿舍抓我,我早就不在学校了。我去了我姐姐家里住,我姐姐住在虹口。《新上商》因为环境不允许,就只办了一期。上海一解放,我就跟着组织走了。文凭也不要了,去参加革命还在乎文凭吗?杨毅芳也走了,他去杭州当解放军了。但他是校务委员,后来又回来做校务委员。
梅汝恺在《新上商》上发表的文章《薪水是个大活宝》《毁灭篇》等(1949年4月22日)
问:《新上商》算是您在文学道路上的起步之作了,能谈谈您的文学生涯吗?
答:是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新上商》上。我在国立上海商学院办报纸,算是社长兼总编。后来跟着组织去了苏南,在《苏南日报》工作,当记者。到1951年,我就能写5万字的报告文学了。当时有个农村教师叫徐瑞芬,是溧阳的,也是苏南(当时江苏省不叫江苏省,而是分为苏南、苏北和南京市)。这个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把学校办了下来,用革命办法、革命精神办下来了,中央叫人来总结经验。后来决定要报道此事,我在溧阳待了20天,深入了解,跟他们打成一片,收集一手资料。当时我脑子灵光,一天写一篇,每篇3 000字。都是今天写好交给总编辑,第二天就见报了,然后继续写,第三天、第四天,都见报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是想象不到的。一般的文章都是说要进一步研究,然后排版,可到后来我当天写当天就可以发表。 《我在清水塘》在《苏南日报》上才发表3周,上海的《文汇报》就开始转载了。虽然当时的党报是《解放日报》,但是《文汇报》的影响力大。《文汇报》一转载,《福建日报》也转载了,《北京教师日报》也转载了,《南京教师报》也转载了,我在全国都红了。那是1951年,我才23岁。就是因为做了新闻记者,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又写了5万字的报告文学,在全国闻名了。那时候连南京大学的教授都学习这个材料呢。因为写了这本书,我就被调到出版社工作。也是因为出了这本书,出版社社长在群众出版会上被表扬,江苏出版社也很体面。后来,我就跟总编辑讲,我干了3年新闻记者才写了这部作品,我是写文字的,你们却把我困在这里做编辑。当时《新华日报》也让我去。总编辑就对我说:“小梅啊,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做新闻记者了,像你这样的智慧很难得的,但飘飘浮浮总不是个事儿,要不还是来出版社吧。”我说来出版社可以,但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每年给我两三个月让我到生活中去。后来,重新成立了一个出版社,苏北苏南合并成江苏人民出版社,那我就要求兑现条件,总编辑二话没说,给了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到连云港海边的大农场搞拖拉机。在1953年的时候,拖拉机是很新奇的。我去了3个月回来,尝试写长篇小说。当时出版社跟我讲:“要考虑影响问题,你就在办公桌上写,不要跑到其他地方去,不然也会有意见的。”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来了。这次是小说了,不是报告文学。有出版社来信说决定要,虽然小说写的是“抗美援朝”的背景,但整个小说没有正面写“抗美援朝”,需要加5万字写朝鲜战场,把人物写出来。这个让我有点为难,“抗美援朝”我又没参加,该怎么写。就在我为难的时候,出版社又决定不改了,我就很高兴。 我大概写了700万字,其中400万字是翻译,就翻译波兰的一个人的作品。翻译共9本,每本大概40万字。我怎么会去做翻译的呢?照理说,我创作比较顺利,一下子就成名了,成绩也出来了,后来又当了作家,也没有负担,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后来,我出事了,这个说来话长,反正就是倒霉了,被迫戴大红花下放,只能做翻译了。本来想没创作多少作品就倒霉了,不再创作了。但后来一想,命运对我还是很好的,我要是什么都不做不是浪费生命嘛,不能创作那就翻译。我英语还是不错的,而且夫人是外语系毕业的,丈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夫人家有一批英语书,后来丈人去了台湾,这批书就跟着我夫人。其中,有一本文集是显克微支的,还有一本就是《火与剑》。夫人有一个表弟在美国,后来让表弟买了一些显克微支其他的书,都寄了过来,然后翻译就做起来了。对翻译,我是下了苦功夫的。波兰这个作家的作品当时在苏联是被批判的,因为他坚持爱国民族主义。我当时的想法是与其打扑克牌把时间打掉。不如做翻译,至于将来自己到底怎么样,再说吧。后来《人民日报》叫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发了。400万字的代价很大,表现力要很强,翻译家英语再好,也是要用中文来表述别人的东西,中文和英语怎么能最好地结合是要不断摸索的。不能英语怎么说就怎么译,那样谁要看呢。《火与剑》有75万字,来回改了3稿:第一稿忠实于英语,不行;第二稿像气垫床一样在水上飘,又不行;第三稿才找到感觉。后来,波兰人看到我翻译的书,觉得我为他们国家的文化做了贡献,还给我颁发了一块金质奖章。
梅汝恺翻译的部分作品
梅汝恺重回中州路102号校址（2014年11月）
梅汝恺祝福学校建校104周年、东迁100周年的手迹（2021年10月14日）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