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上财“四史”|彭辉芳：关于合作学系的一些回忆
口述者：彭辉芳
口述时间：2018年5月23日
口述地点：上海市彭辉芳校友家
人物介绍：
彭辉芳：（1924—），江西萍乡人，1946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合作学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曾任上海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主任、教授。
彭辉芳（2018年5月23日）
问：请您首先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考到国立上海商学院的？
我是1946年抗战复校后的第一批。当时什么情况呢，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交通困难、教书困难、吃饭也困难。我们那时是乡下人，高中毕业出来想考大学，先到了上海，看看大上海，十里洋场，我们乡下人觉得看不懂，又去南京看看。私立大学读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考国立大学。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礼堂打地铺睡觉，几张报纸一铺，正好一看有个国立上海商学院招生，我们好几个同伴搞不清楚也不想去。可我就想去考商学院，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有国立两个字；第二个，我有点印象，我有一个中学老师是上海人，他说你到上海去考学校，你就要考经济类的，考商学院最好。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商学院是怎么回事。结果同伴都去考技术类大学、专门学校。所以完全是一个偶然。
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合作系呢？这个在当时是全国新开的专业，教学内容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挑的专业。我进去的时候还没分专业，过来上学一看，都说要学会计，我不干，我搞不来，我自己钱也算不清；投资我也不行，金融，我家没有这个资本，我们乡下人哪懂银行不银行啊。工商管理、保险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一看只有合作还可以。而且上课听到杨开道博士的话，我觉得社会主义思想也不错啊。当时我们同班同学有20多人，还挺多。当然，学校最吃香的还是会计和银行。
教学这方面，解放以前就是杨开道主讲，他思路很广。另外一些老师讲经验居多，罗俊、黄肇兴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搞过合作的。还有一个罗虔英老师，是院系调整从复旦大学过来的，他也是经验丰富，原来担任过华东合作管理局的负责人。总体上，当时实际上是没有一本合作专业的教材的，都是老师自己讲工作经验，或者是他们在国外学到的一些相关知识理论，学校也没有编这种教材。教学全靠老师自己肚子里的东西。他们这些教授，尤其名教授是很有学问的，你看讲还讲出个道道来，不是随便讲的。另外，虽然说了很多经验，实际上学校里头也没有办起来消费合作社，就参观过一个合作社，杨开道老师带我们去南汇一个合作农场参观过。学的都是理论的东西，没有去实践过。
合作学系同学浦东参观（1950年代初）
问：您对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老师们还有哪些记忆？
学校的老师都很不错。当时我们商学院7个系的系主任，都是大教授，相当有名的，但对我们学生都非常好。你看我上过邹依仁、褚葆一的课，教的都非常好。我们合作系的系主任杨开道，那时候是个大人物啊。他是美国留学生，因为长期在美国，家里都是讲英文。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系主任，后来到上海来。他人非常好，有学问，而且还爱古风，有时候穿个长袍。他上课也有意思，没什么讲稿的，上课就是抱着一大堆书进教室，从欧洲讲到美国，记得他对于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这些社会主义空想思想家也在课堂上说给我们听。
合作学系主任杨开道教授（1899-1981）
除了我们系主任之外，还有个罗俊教授，他人也非常好，对我们蛮客气，又喜欢开玩笑，非常善于思考，又爱护学生。当时他的社会身份是银行经理，穿着西装开着小汽车，那时是很少见的。他每次来上课都要加上一点新思想。他后来是国家外文局的局长。罗俊上课的时候会讲最近知道了什么情况，遇到什么问题，金融市场上遇到什么情况，总之都是负面的新闻，蒋介石政府又如何如何了，然后再给我们讲正面的东西。他好像也不讲这些人好不好，不讲贪污腐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也不讲，只是讲现象，让大家自己看。所以解放前他的行为哪里看起来是一个党员嘛。罗俊其实是地下党，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我后来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上海解放后他第一堂课穿着解放军衣服，对我们说，“同学们，地下工作到了地上来了。”罗老师穿上军装，他大胖子，笑嘻嘻的。还有一个黄肇兴老师，教合作银行，在当时叫信用合作社，他也是个好老师，后来是北京商学院的院长。
合作学系罗俊教授（1913-2003）
问：当时学校里面的进步学生运动，您有什么印象吗？
我不能说自己参与了，但是几个带头的同学，都是平时谈得好的。他们后来都是地下党了。有的同志后来也不在我们财经学院工作，甚至不在上海，比如很早的地下党员郑孔佩，他后来就被国民党逮捕。那时候我们胆子也很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被捕那一天晚上，我们一帮子学生去找院长朱国璋，示威地对他讲，你一定要把郑孔佩给找回来！还有潘毓贵、徐英俊，我们都是一个寝室的。还有一个叫邵祥能，一搞学生示威他老是跑到前面去举旗子，我们都跟着后面走。后来这批人都被开除了。而且最后抓的人太多了，把我们的图书馆都变成监狱了，很多同学都被关在里面。
你要说我当时懂什么共产主义这些，其实我也不太懂，只是自己有正义感，而且那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觉得为人很正派，他们都觉得不对的那我也反对。还有一个，对旧社会确实仇恨。我们在上海就看见，穷人太苦了，那时候我们真心是求解放，共产党早点来，这个想法后来在我们青年学生心中是很普遍的。
问：解放后学校教学有什么变化吗？包括整个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等，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当然是有变化，解放后开始讲苏联的理论，当时学校就注意到生产实习这一条。我觉得应该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继承下来，财经大学只说理论不讲实践教育不行。后来我留校做助教就至少带学生2次生产实习，后来还带留学生去过。比如合作系后来没有了，改为贸易经济系，那教学生关于农产品方面的知识，你不能只知道喝茶，不知道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对吧？我当时带学生到浙江，去了解种茶、收茶、炒茶到茶叶供销的全过程。你得去现场看看。还有一次我带学生到苏北最艰苦的地方收棉花，我还中毒了，把我搞惨了。
彭辉芳带领学生在浙江嵊县崇仁茶叶收购站（1957年6月）
问：1978年学校复校，您对当时的情况有什么印象吗？
80年代，开始把人民大学的教材引进过来。我之前50年代去人民大学学习过。那个时候教学上提倡改革，年年教学改革。我们老师也开始编写教材，课堂教学也改革。我那个时候是贸易经济系副主任，就是负责人。当时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合格的老师，到处去调人，我一个人就得教好多门课程。自己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在不断学习。而且那时候讲改革开放，要搞国际贸易课程的学习，到哪去找老师上课啊？为了开拓学生眼界，我出面请了很多具体业务单位的局长、处长来学校讲课。后来从78、79级里面留了不少学生来当老师，算是比较好地缓解了师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些人也得不断进修、学习，不能就是一个助教水平啊，新留下来的教师要放出去，让他读书，所以花了很多心思培养老师。
问：您在学校这么多年，对姚耐他们有什么印象吗？
姚院长他们那批人功劳很大，我认为姚作为南下干部，要把国民党的大学接管好、改造好也不容易。两次当咱们学校的院长。50年代以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好做，“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好办一点了。再后来“文革”，他也吃了大苦头。等到1978年复校，也是他费心费力办起来的，一开始369那么小的校园，他能找地方搬到国定路，对我们财经大学有大贡献！
彭辉芳在369校区门口留影（1980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