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口述上财‘四史’”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人｜何克明 |
口述时间｜2014年12月8日 |
口述地点｜上海市祥德路何克明校友家 |
何克明（1927—2017），浙江嘉兴人，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与学校“新群社”、“新青年联合社”等进步学生组织，并参与“争公费、争生存”等一系列学生运动，参与筹办“学生自治会”、“应变委员会”等重要组织，194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1950年12月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两位学生代表之一）。1951年毕业留校，先后担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秘书、院党支部宣传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院刊主编。1958年调往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市卫生局等单位工作。1988年8月离休。
问:您是如何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的？
我是浙江嘉兴人，但高中最后一年是在上海读的。我本来在省立嘉兴中学读书，1944年，高二的时候，日本鬼子越来越疯狂，老百姓都读不起书了。商业也不景气，我家里供不起我，我就到嘉兴海宁县当了一年的学徒，学中药。
1945年日本投降，家里让我到上海读书。当时，我哥哥开始开药店了，兄弟两个不能在一个店里守着，弟弟只好另谋出路。所以，我就来了上海，住在嫂子的爸爸妈妈家。当时上海有好多私立中学，我读了两家，把高三读完了。
毕业后考大学，当时大学不是统一招生，要一家一家地考。开始也没想读商科，看时间有空档就考了。但是有个想法，国立上海商学院有工商管理系，把工、商结合起来，出来可以到工厂当管理人员，还可以当厂长，它跟文科有关系，跟财经有关系，跟理科、工科都有点关系，我就报考了商学院。
中州路102号国立上海商学院校门
说起来，当时国立上商很难考。因为国立大学教育质量好、收费低，经济不宽裕的，都希望考国立大学。对我来讲并不难，因为我考试的时候2700多人我考第一名。我自己也不晓得考第一名，《申报》《沪报》上公布成绩登出来，我才知道是第一名。但是考试好并不代表我学习好，我学习后来越来越差劲。
问：您在国立上海商学院读书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当时我们每个人有个学号，我是3368。大家第一次见面老师点名要叫名字，人家说何克明，第一名，一叫就好多人回过头来看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就读于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的何克明
我们外地生是住宿的，住的可真差劲。高年级住学校，低年级男生住新民路的宿舍，茅草棚一样，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一个房间20多个平方，住十几个人，总共大概两三个房间吧。女同学住的也太差，以前有一个旧的游泳池，游泳池旁边有个更衣室，把它改造成女生宿舍，给一年级新生住，大概三四十个人，上下铺，铺与铺之间就一点点距离。
国立上海商学院女生宿舍（左侧尖顶房）
当时吃饭倒是大部分在校内食堂。我生活还算可以，家里每个月给我两个银元。国立大学收费比较便宜，但是书要自己买，好多书要买，好多都是英文书，就到旧书市场买旧书，买书花的钱挺多的。
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学楼
当时很多课都是英语授课，比如，基础会计是许本怡教，成本会计是娄尔行教。书是全英文，他们上课之前喜欢来个突然袭击，5分钟小测验。小测验不得了，我们都是拿个三四十分。娄尔行板书非常清楚，很年轻，刚从国外回来，蛮潇洒的。
在国立上海商学院任教时期的娄尔行
院长朱国璋，教工商管理，他也有小测验，我们班上40多人，没几个及格的。其他的老师也是名师，比如杨开道、邹依仁、褚葆一，有的还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三天在上海，三天在南京。王惟中上课是真的好，孙怀仁教课的特点不一样，条理非常清楚，黑板字非常漂亮，但是没有王惟中的激情。
问：您可以谈谈亲身参与的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进步学生运动和地下党活动吗？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的学委成员费瑛是负责联系我们学校的，在1945年的时候发展了蔡秀坤，蔡秀坤又发展了王秀玉、任应博等人。我高三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看到报上宣传，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但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反正对国民党开始不满意了。
同济大学搞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游行，我在看，没参加，但受影响了。刚刚大一，还不清楚自己的思想，更多是出于正义感。当时，有一批新入学的学生都不满当时的社会和政府，地下党已经观察到了。地下党要在低年级里面发展党员，因为老的党员马上要毕业了，有的被开除了。
1948年，组织已经确定一年级发展几个党员，叶孝理是一个，龚浩成也是一个，还有个“等”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里面。我在办离休的时候，党委组织就调查，调查后发现，1948年下半年，党支部已经把何克明确定为发展对象了。
我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1949年3月，我们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成立了新群社。地下党员开始主动影响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学习毛泽东的文章。
那时上海市面已经很乱了，钱不值钱，通货膨胀。之前小蒋（指蒋经国）在上海搞打老虎，也是想控制局面，但是失败了。当时上海钱怎么不值钱呢，就是一块银元，十毛钱，上午可以买三斗米，到下午只能买一斗米了，到晚上半斗都不够了，到明天早上只能买大饼油条了。
学校里面的膳食委员会也没办法，食堂买不到米，学生没有饭吃了。1948年冬天大家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只有自己身边几个钱到外面买大饼油条，有烘山芋的买烘山芋，还有粉丝汤，九江路上有的，就买来吃。学校伙食开不了，学生活不下去，就宣布提前放寒假，怕闹事。但是大家对寒假回来会如何，也没有信心。
没钱饭吃不起，书读不了，这个就很容易发动学生，因为关系到每个人。所以，当时地下党要搞学生运动就考虑从经济方面入手，团结广大同学。国立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开始发动，先是复旦、交大、同济这些大学校，接着是我们，我们通过成立学生自治会来发动学生。
学生自治会创办的《新上商》（1949年4月22日）
国立上海商学院以刻苦读书、作业严格出名的。学校不让学生过问政治，不让学生去参加运动，你参加（运动）多了，功课就拉下来了。为什么说我成绩越来越差呢，因为我当时搞学生运动，老是逃课。
问：对于上海解放前夕学校的基本情况，您有哪些回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那就是大逮捕了。1949年4月26日晚上，国民党军警突袭了全上海的大中学校地下党和进步师生。到中州路逮捕，宪兵、警察还有部队都来了，把学校包围了，还有飞行堡垒，就是三轮摩托车，旁边有个船一样的挂斗，人坐在里面。学校被包围起来，操场上机关枪架上了，同学们慌乱了，躲到走廊的拉门里面去，有的跑到食堂隔壁、宿舍隔壁洗澡的地方，也有的跳出去。
国立上海商学院操场
但是我提前被通知了，23号那天，我接到通知，说最近要抓人，地下党布置进步同学都离开学校，我就躲到吴淞路那边一个同学亲戚的家里过了一晚。24、25号都没动静，我以为不会来抓的吧，就不逃了，叶孝理也不走。我们又回到学校，晚上躲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下面。25号晚上，我算一算，今晚是星期六，学生都回校了。明天是星期天，又下着毛毛小雨，如果那个时候来抓，学生都不跑出去，就容易抓。
所以，就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要抓人。大家一商量之后就决定走吧，9点钟之后外面就要戒严了。蒋经国的青年军在外面路上，戒严了。出了校门有两辆三轮车，我和叶孝理、龚浩成他们分头乘车走，路上遇到检查，看了我们的身份证和学生证，盘问了一顿，居然放我们走了。逃到一个同学舅舅家里待了一个晚上。
大部分人都跑掉了，没被抓去。但是地下党员左士俊被特务盯着，被抓走了，被关在建国西路。我就去看他们，送点报纸、送点衣服去。以后社会上公开发布抓人的消息，名单登出来，是地下党有意通过《大公报》发布得到的消息，因为怕他们枪毙抓到的人，登报的话，名单都知道了。告诉社会上的人，国民党抓人了，依据这些名单，将来少了一个就有根据。
5月20号，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后，听到炮声他们马上转移了这些人，往苏州河的北面跑，关到中州路的图书馆里面，由青年军、交警大队看守剩下的一百多学生。不准讲话，不准走来走去。不准讲话，他们就做手势，不准唱歌，就哼歌，去厕所，旁边有两个人盯着，吃饭，旁边也有机关枪守着。
国立上海商学院图书馆
5月27号上海解放。25号晚上，两个人出去小便，平常警卫都看的紧，当夜出来发现没人看，门也没有人看，再看外面也没人，警卫都不见了。但是怕有诈，怕跑出去国民党的机关枪就一扫，所以还是先不走，等天亮。天亮以后一看，看守的人都不在了，学生和教工发现军队撤走了，双方一呼应都冲出来了。
这批学生本来很多人可能都要被枪毙的，或者装进麻袋丢进黄浦江，幸亏解放军来得快，看守人员来不及，自己要逃了，到吴淞口，路切断了逃不出去了，匆匆忙忙，好多枪支弹药、皮带、军大衣、皮鞋都扔在上海商学院的游泳池。
国立上海商学院游泳池
我6月1号回到学校，把学生汇集起来，他们交上的手枪有五六支，皮带几十条，皮鞋十几双，子弹两百多发，都保管在学生自治会，后来都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问：您在上海解放后就被任命为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学生代表，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我们这个校务委员会，从1949年的7月到1950年的12月。当时报纸上登了八个国立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名单，交大、复旦、同济、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音专，还有国立吴淞商船学校。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来人到学校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听一些教师的意见，了解学校现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上海商学院令（1949年7月）
然后，杨西光就代表政府宣布接管学校，七个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成立。过渡期我们校务委员会就是学校的实际管理机构，主任委员是褚葆一，其实就是代理校长了，学生毕业证上面都是褚葆一的签章。1951年1月，开始实行校长制，校长是孙冶方，校务委员会就完成使命了。
为什么军管会选择我们呢，学生代表基本都是各个高校学生会的头头，不是地下党员就是进步学生；教授呢，其实地下党都是有摸排的，哪个教授比较进步、比较有名望，就推举他。地下党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报上去的。
问：解放后学校的情况相比之前有什么改变呢？
接管的时候，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学校已经有了解了，主要依靠地下党成立各类人民保安队，搜集上海各种有用的情报。我们学校的人民保安队是叶孝理、王建民负责的，任务之一是搜集学校附近工厂、银行、学校等重要机关的基本情况。解放军还没进上海，就利用这些情报编写了详细的一本书，发给各级干部，以便了解上海，接管上海。
王建民校友珍藏（2017年捐给母校）的人民保安队袖章
接管以后，姚耐很快就来到学校，他是华东财经委员会教育处的处长。当时华东财委很重视，孙冶方、姚耐都想了解学校的情况，就派叶孝理和我去汇报。叶孝理代表党支部，我代表学生会。实际上，上海商学院的情况他们都清楚，他跟我们补充的情况再聊一聊，听听学校里面对于接管有什么意见、反映。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孙冶方（1951年）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副院长姚耐（1951年）
我记得可能是1950年，马寅初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来学校演讲。他在台上作报告，喝可乐，不喜欢喝白开水。他讲话滔滔不绝，他说：“你们要是有可乐，我还可以讲下去”。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了，印象很深。
当时学校还没有正式院长，学生就签名希望马寅初留下来当院长。签名交给我递上去，我当时是学生会的代表。马老在上面讲话，我拿一本书，把签名放在书上捧给他，请马老接受我们的邀请。他就接受了这个邀请书，但是说：“这个让中央来决定”。
解放后，学校增加了很多新课程，1949年下半年就有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这些课。给学生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请解放区华中军政委员会来的干部，讲社会发展史。搞学制改革、教学改革，增加新课程、删掉一些旧课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