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人｜程馥葆 |
口述时间｜2015年2月4日 |
程馥葆（1928—2017），上海市人，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学系。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1年1月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参加军事干校，进入空军第五航空预科总队，后分配至军委空军训练部负责审核、汇总各航校的教育经费。1969年转业。1984年调至北京物资学院会计系从事教研工作，1988年评为“高级会计师”，1990年出版著作《现代物资企业会计管理》，娄尔行教授为之作序。曾创办龙洲会计师事业所。
我是上海人，高中读的是允中女子中学，成绩还不错。我叔叔是律师，建议我考商学院，将来做会计师。所以，我就考了国立上海商学院。
另外，也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其实，当时我还考上了大同大学的化工专业，这个学校也挺好的，但是因为家贫，仪器买不起，所以就选择读国立上海商学院，因为它是国立大学，收费低。记得当时上商录取率大概是五十个考生中录取一个，我们那一年（1947年）考取第一名的是何克明。
国立上海商学院中州路102号校门（1946-1950年）
问：您在国立上海商学院读书期间，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有哪些？
国立上海商学院是个很袖珍的学校，规模不大，但是也很考究，操场、图书馆都有，特别是在教学方面很讲究。
国立上海商学院图书馆（1948年）
我读的是会计系，当时的系主任是许本怡，他教我们会计学、初级会计，刚开始我不大听得懂。
到了娄尔行上成本会计以后，我的思想就有所改变。我真正认识到财经不像小商店买卖东西，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算算，开始感觉这很有意思，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且，娄先生是很严格的一个人，治学很有一套。听了他的课之后，我才下定决心为这个专业服务。
我还上过院长朱国璋的课，他给我们上工商管理，他讲课挺好的。上商有个特点，它的好老师都特别严格。一次考试，经常一半的人不及格，我是刚刚及格。
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娄尔行（1948年）
问：您在国立上海商学院读书期间的同学与生活怎么样？
我们同班同学都挺好的，像叶孝理后来在母校工作，庄福龄在人民大学教书。当时上课人很多，我们四个女生，我、裘逸娟、洪家敏、沈幽蕡老早就去占位子，总是在第一排。那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吃饭是很简单的。因为是国立学校，钱少，学校伙食很差。有时候中午食堂有肉了，大家都去排队。
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学楼走廊（1948年）
同学中有人是搞地下党工作的，有的是像我们一门心思搞学习的。我们学校解放前地下党势力不够强大，学生人少，国民党控制严密，只发展了少数学生参加地下党，双方争夺的很厉害，所以地下党组织公开的比较晚。
解放后的一次游行我印象很深刻。有个叫陈慧莲的女生组织大家游行，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50年12月9号，为了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全市各大学都参加了，在上海跑马场聚会。学校就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做一个世界妇女游行的活动，这是我们学校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得打扮打扮，假装是外国人。我因为个子高，就化妆成苏联女孩。当时学校里没有钱买道具，让我穿上男款的苏联皮靴，但尺码偏大，从虹口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很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举办的世界妇女游行活动（1950年12月）
我梳两个辫子，没有条件染头发，就穿着旧衣服，装扮成苏联妇女。我们列队横着走出去，路上有很多人，还有的扮成日本人，吸引了很多人来观看。这是当时很耀眼的节目，人家看我是苏联人，就问我会跳苏联舞吗，我说我不会，只是扮成苏联女孩。人家走过来，以为我会跳舞，我就赶快躲开。
问：您参军参干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1950年“一二·九运动”纪念活动以后，学校就开始发起参军运动，学生会组织各种大会、小会。当时根据上海学联的指示，全上海的高校都动员起来了。
我记得庄福龄上台演讲号召大家参军，他特别能说。还有其他人也做动员，开大会的时候，他们上台动员大家参军。大部分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或者进步分子在推动，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是属于被动员的。
当时报名的人很多，大家都想要参军，他们一动员，大家就呼啦啦开始报名，我也上去表决心。我们当时讲保家卫国，没有国就没有家。
学校参干动员大会（1951年1月）
问：那您报名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家里人支持吗？
这里首先要说一个事情。当时我家有个邻居，他女儿参加了新四军，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挺深的。所以，我对共产党不是很陌生，更不是完全不了解。后来，他们全家都到苏北去参加了新四军，让我们帮忙照看下房子，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一家可靠。
这个房子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外围据点。他们有时候晚上来，那时我还在上学，我妈妈就招待他们吃饭。他们带东西过来，有时候会运军火什么的，但他们并没有跟我们表明他们的身份，实际上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来掩护。有时候他们没有跟我妈妈说，而是跟我说，这个纸条一会儿谁过来后就把纸条给他。
我爸爸那时候在商务印书馆做英文编辑，参加新四军的姐姐曾经想动员我爸爸和我们家去加入，让我爸爸给新四军当翻译、我参军。我当时想先大学毕业再说。但是，我帮他们写过信，因为他妈妈不认识字，我妈妈则是帮他们传递消息。所以我参军是受到他们影响的。
程馥葆参干体检（1951年1月）
再回说到学校。我当时报名参军，很久没有回家，家里人来问怎么不回家。我就叫裘逸娟陪我一起回家帮我动员我妈。我是独生女，我妈妈特看重我。她体弱多病，我平时常常照顾妈妈。我读大学也是她的心愿，她说如果我走她就要死。
我让裘逸娟来帮我一起动员她，以防家里不让我出去了。我跟妈妈说我决心已下，不会改变了，经过一晚上的动员，妈妈才勉强同意了。这之前，我已经给爸爸写了封信，说明这件事，先打招呼动员他，先把爸爸的工作做通了。
程馥葆（中间蹲者）与参干同学在学校参干光荣榜前留影（1951年1月）
程馥葆（前排右四）与参干同学在学校门口留影（1951年1月）
程馥葆（前排左三）与会计系师生（前排左一娄尔行，前排左二许本怡）在学校参干光荣榜前留影（1951年1月）
问：您参军之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记得正式走那天是1951年的1月9号。之前学校办欢送活动的时候，我爸妈都去了，区里让我做发言，因为我是独生女。我记得有领导说我发言太平淡（笑）。
程馥葆与父母参加上海财经学院欢送参军参干宴会（1951年1月）
我们是早上坐上火车的，我是组长。我们学校二十几个人，我带队。当时谁都不知道去哪里，上面都不讲的。只知道早上去了上海北站上了火车，晚上到达，有点下雨。部队派了大卡车，还有首长来接我们，下车仍然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我们到了杭州笕桥，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航空学校所在地。
程馥葆在笕桥航校留影（1951年）
我们分配在空军第五航空预备总队。部队伙食很好，而且上面很重视我们这些学生兵。我们先在预科总队，部队对我们先做些政治教育，以劳动、上政治课为主进行思想改造。后来成立女生中队，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女的，我是4分队班长。
后来分配我去了北京。新中国的空军当时是初建，新成立了训练部、司令部，都需要人才，大学生兵也很稀缺。我本来已是大学四年级，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他们到预总挑人就挑中我了，一起选了五六个人到北京。
这里还有个前声，北京新组建商务印书馆，把我爸爸从上海调到北京了。部队为照顾我们一家团聚，我父母也想让我到北京工作，等到北京要人才让我去了。
程馥葆一家在北京天坛留影（1955年）
问：您后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分配到北京，最开始是在空军军委机关，计算教育经费。不久，空军成立装备部门，需要派人接管地方的军工厂，上面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想继续留在部队就同意去，在财务处工作。
和其他一起参军的同学比，我还是幸运的，我一直在干老本行。“文革”后，由于各种原因就离开了部队，后来在北京物资学院教书直到1990年退休。期间，我和娄先生又建立了联系，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还写了一些专业论文，出了本专业著作。退休后，我还想发挥余热，就和其他同学、战友一起创办了一家会计事务所。
（供稿：陈玉琴 审核：喻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