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龚浩成校友于2020年8月30日去世。谨以此篇口述向这位亲历、见证并帮助推动学校新生、复校和快速发展的上财人，向这位为上海金融事业改革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龚浩成在百年校史座谈会上发言（2017年11月12日）
龚浩成对学校第八次党代会的祝福（2019年4月29日）
龚浩成（1927-2020），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银行学系，1951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留校任助教。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教研室研究生班，1956年晋升为讲师。1958年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经济研究所任总支秘书、学术组负责人。其间,1962年到宝山县任大队支部书记。1964—1966年先后担任金山县廊下公社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和松江县泗联公社工作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起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新华公社插队落户。1976年被借调到文汇报社理论部担任编辑。1978底回上海财经学院,任财政金融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并晋升为副教授,后又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1984年调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副行长,并兼任上海市金融工会主席,晋升为研究员,并在上海财经大学任兼职教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组书记、行长、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并兼任上海金融学会会长,以及中国金融学会及上海市社联理事,并任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底退出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咨询委员。1995年退休,但仍兼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持工作的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院长。
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人｜龚浩成 |
口述时间｜2014年9月18日 |
口述地点｜上海市祥德路龚浩成校友家 |
采访现场（2014年9月18日）
问：请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呢？
我是1947年进校的，银行系的，当时一个班有三十多人。当时很难考进的，我考试的时候，一共有两千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一百多人。当时学校都是各自招生的，而且招生不分文理。
我入校的时候，学校还叫国立上海商学院。地址在中州路102号，学校面积很小，只有一栋教学大楼，一栋图书馆还是抗战胜利后建造的，还有学生宿舍，容纳不了太多人。不过当时学校虽小，但还有球场和游泳馆。我读书的时候经常打球。解放后，学校被接管了，并进行了院系调整。
就读于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的龚浩成（1951年）
问：您对当时的老师们有哪些印象？
我记得的有褚葆一、娄尔行、马家骅、孙怀仁、席克正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比较有名气的。李炳焕教授教我们经济学，他上课的特点是他会向我们介绍各个经济学派，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让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二年级的时候，我上高等经济学的课程，是褚葆一老师讲的，他主要讲的是帝国主义论。孙怀仁原来是上海法学院的教授，非常有名气，他早年留学日本，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周伯棣也是留日的，他是财政系教授。
初等会计是许本怡教的，他当时是教务长，也是会计学系主任。他上课条理很清楚，每次都是两节连上的，最开始的几分钟他都会进行小测验。高等会计是娄尔行教的，他和许本怡的教学风格基本一致。他们两个上课都非常严格，每堂课都要测试，他们两个考试，能及格的人极少。他们出的考卷，内容其实并不难，但是题量很大。不过我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把每一道题都做完，把过程写完整，这样即使最后的答案不对，但是过程也能得分，而且答题数量多，分数自然就能及格了。如果考试的时候盯住某一道题直到算出正确答案，这样会花费很多时间，下面的题目就没有时间去做，没做的题目只能得到0分。所以其实我并不是比别人答题答得好，只是在于我考试有技巧。
财政金融系毕业合影，后排右三是龚浩成（1951年）
邹依仁教我们统计，他是统计系的系主任。我参加工作以后，有时候需要负责审查一些企业的信用等级，我发现一些工作人员所用的统计表并不规范，例如某个单位有100万，增长率是2%，另一个单位只有5万，即使这个单位的增长率是前一个单位的10倍，在总量上也比不上前一个单位。所以在统计这个指标的时候，不能只依赖增长率，还需要有绝对数值的支撑。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邹依仁在这部分讲的是“百分比的误用”。现在我们有些报纸上都是百分比误用，例如青海、宁夏，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居全国领先，但是它们增长的绝对数值比起东南沿海省份要落后许多，短时间内难以赶超东南沿海省份。当时邹依仁还要求我们统计时一定要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我记得有一个实例，统计数据显示进出口增长0.1%，虽然这数值看起来很小，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有几百个亿，使得0.1%的变化率就是几百万，所以在统计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细心。由此可见邹依仁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
解放后，学校还从外面聘请了一些银行的专家来教授银行方面的课程，这些老师可能名气并不大，但是上课还是很不错的。他们一个人负责讲金融市场，另一个人负责讲各国的银行制度，他向我们介绍了各种金融改革和各项金融制度，这些知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通过他们的教授，我了解了各国的银行制度，像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等，了解到照搬苏联的银行制度是不可行的，需要向各个国家学习，博采众长。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在解放初听了马寅初的报告。马寅初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之一，1950年或1951年的时候，学校邀请他来做一个经济方面的报告，有好多人去听。马寅初名气很大，地位也很高。我还记得他来做报告的时候，院长一直是全程陪同的，当时姚耐特别瘦。马寅初讲了两个小时，大家热情还是十分高涨，强烈要求他再接着讲下去。他说“给我来两瓶可口可乐，我就再给你们讲一个小时”。刚解放的时候，可口可乐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多数情况下大家喝的都是茶水。当时报告是在中州路102号校区的室内篮球场做的,大概有数百人（近500人）去听了报告。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龚浩成毕业证书（1951年7月）
问：您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同学是上海人比较多，还是外地的比较多呢？
外地同学比较多。那时候来上商读书的人，多来自江浙皖这些地方的小镇、农村，像我就是来自无锡农村的。我这里指的是农村地区的有产家庭，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家庭。当时读书花费并不是太多，有很多人说解放初读书费用很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那时候不同学校的收费相差很多，像圣约翰大学，我原来报考了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但是学费太贵，负担不起。教会学校中有不少顶级的著名大学，它们的学费很贵，这就要求家庭经济条件十分雄厚。但还有一些大学也是挺不错的，一般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像大夏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复旦大学（原来也是私立大学，后来才改为国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这些学校的收费还是比较合理的。
像我们这种从农村出来读书的人，不甘心去私立大学读书，费用太贵的学校又负担不起，只好考国立大学。我记得我到国立上海商学院读书，一个学期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只相当于五六斤大米的价格。吃饭的费用大概是三四十斤大米的价格就够了，当然那时候吃饭也没有什么荤菜，也不像现在要求那么高。对于住宿，我们是来自农村的，有张床铺可以睡觉就好了。当时有些人连学费和住宿费都负担不起，社会上有些企业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我记得当时有几十家企业在上商设立奖学金。
问：奖学金都是企业设立的吗？有没有政府设立的奖学金呢？
没有，政府主要是出资支持一些公费学生，像有一些人没有获得奖学金，还可以通过考试争取公费的名额。当时解放区过来的学生，全部都是公费的。我们当时自己组织学生运动，我们自费班的同学还提出了一句口号“争取公费”，动员大家来参加运动。那时候的学生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尽可能地动员更多的同学来参与。学生运动我印象比较深，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对国民党就可以，他还必须有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服众。我们当时举办了一个群星体育会，有男篮、女篮、排球等，他们就叫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但其实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参与这类事情。我们当时还组建了青蛙歌咏团，唱的都是解放区的歌曲。
问：当时学校里面有人干涉你们这些活动吗？
没有的，学校并没有阻止我们唱革命歌曲，所以我们都是公开唱的。当时学生中有学生自治会，不同于现在的学生会，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自我管理，不需要学校的管理。有一次学生自治会选举的时候，学校教务处有个人同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他也来拉票，直接就被我们赶出了会场。当时学生还是不好欺负的，不允许这样的人来干涉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问：当时是地下党骨干在领导学生运动吗？
是的，肯定是要有地下党的组织，如果没有他们，学生运动不可能开展起来。虽然都叫地下党，但是他们并不是属于同一个系统。像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在解放前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地方，直到解放后才统一起来。当时上海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地下党，但是他们彼此间并不往来，互相不知道对方。我只是知道学校里面有地下党，不过我并没有告诉别人。当时我虽然没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但是我有民主革命思想，在反对国民党上是同步的。
问：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入党的呢？又是怎么去了人大进修的呢？
我并不是在财大入党的，而是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入党的。我1951年毕业留校工作后不久，学校选派青年教师去人大进修。当时都是公开选拔的，选上了就去人大读书。我们班被选上的有王松年、石成岳等，共12人。其中有一个同学后来转到马列学院，这样我们就还剩下11个人，学校让我来负责管理这些人。有的读了一年或是两年就回来了，多数人是读三年的，我在人大就读了三年。这也是我比较系统的读书时间，当时我们学习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钻研。
对人大而言，从别的学校派过去的，叫校外研究生，人大自己学校的叫做校内研究生。校外研究生毕业后需要返回原单位，也有个别特殊没回来的，庄福龄就留在人大教书了。
问：您在学校亲历了院系调整，关于这方面您还记得哪些情况？
我记得当时华东主要的财经学院，像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的商学院等，还有交通大学的企业管理系，还有山东财经学院、厦门大学的财经学院，都被并到上海财经学院，大约有二十多所学校。原有的校园就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因此就把光华大学的部分校园（欧阳路221号）分给了我们学校。学校里有两栋楼，一栋叫解放楼，另一个则是和平楼；有个400米跑道的操场，后面还有一栋女生宿舍。院系调整的时候，还把华东财校的校园划给了我们学校。
解放楼全景（1956年）
原先欧阳路221号有三栋大楼，我们学校搬过来的时候又征用了周边的一些里弄，把3个里弄征用过来作为宿舍。208弄多是一些老房子，不过条件较好，所以住的都是院长和教授，像李鸿寿、李炳焕。274弄住的则是解放区来的同志，264弄是四栋宿舍。当时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有花园和松林，还有养鱼池。出了264弄，有条路一直通向学校边门，所以我们进出学校多数都走的边门。
到1956年，学校扩建，对外征地，将祥德路小学以及附近一些田地征用过来建图书馆。至此欧阳路校区和祥德路校区连成一片，学校东至四平路，南至四达路，西至欧阳路，北至沙泾浜。征地完毕，正准备动工建设的时候，学校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合并成上海社科院了。
问：1956年，教授定级的情况您了解吗？
当时上海财经学院有七八个二级教授（注：应为12位），娄尔行是三级教授，胡寄窗是四级教授，彭信威也是三级教授，当时三级教授就已经很厉害。1958年学校并入社科院后，这些教授多数都到了社科院经济所工作。
我记得是在1955年或1956年，有两个非党员人士调到财经学院工作，一个叫吴承禧，他调到财经学院来当教务长；还有一个是周有光（他推动文字改革），他被调到财经学院当研究处处长。他很有名气，1956或1957年周总理下令把他调到北京从事文字改革。他原来是挺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后来却从事文字改革的工作。
问：您对学校60年代的办学有什么印象吗？
虽然国家把财经类院校关闭，但是国家还是需要财经类人才的。所以1960年又在上海商业学校大专部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上海财经学院。当时我们这些人水平有限，难以教学生，所以陆慕云院长就招募了一批专家，像龚清浩、彭信威、刘絜敖等，这些人后来成为财经大学的骨干力量。所以学校复校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72年），学校又被撤销了。
上海财经学院中山北一路369号校区（1964-1972年）
问：学校1978年复校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学校复校后，我去的比其他人都晚。当时我在文汇报编辑部工作（写文章）。改革开放以后，财政部就决定重新建立新财经学院。我们之所以晚一年招生，就是因为之前还没有复校。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对学校复校的确是功不可没的。复校的时候369校区还被外国语学院占着的，当时财政部里有一些老干部比较有影响力，他们出面把地方给要了回来，一共有八十多亩。369校区有座老楼叫四角大楼，现在遗址还在的，还有宿舍、办公室，图书馆也没有。
院长姚耐（前排中）、副院长李鸿寿（前排左四）、副院长龚浩成（前排左二）与石成岳（前排左一）、石人瑾（前排右一）等师生在中山北一路369号校区前合影（复校初）
问：您对国定路校区的建设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呢？
刚开始重新建校的时候，因为班级人数还比较少，所以问题还不大，但是369校区面积不够大、房子也少，学校难以发展，所以需要另找地方。最后学校请市教委帮忙，征用了国定路校区的土地。我当时只是系里的工作人员，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印象中，当时政府是很支持学校征用国定路校区的土地的。过去国定路校区看着挺偏僻，但现在看来地段还是很不错的。到1983年，学校用地已经征用完毕，图纸也都绘制好，开始开工建设。
上海财经学院教学大楼奠基仪式（1983年8月）（前排左起：张婉如、姚耐、王星九、李鸿寿、龚浩成）
1984年8、9月，我即将被调往银行（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有位副校长要接替我的工作。但是，他之前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所以我晚些时候再去银行报到，先留在学校带他工作了三四个月。那时候财政部人教司的司长杨春一（后来是世界银行中国的执行董事），他来参观，我和几位校领导一起陪同他，他对新校区的建设表示十分满意。当时的宿舍、食堂都比较简单，而教学楼建的是最好的，因为教学楼每天进出人很多，容易出事故，所以要重点建设。总体而言，我感觉财政部还是一直很支持学校新校区的建设工作，在新校区建设中也没有出现过因为资金短缺而到部里去要钱的情况。
上海财经学院校领导（前排左起：郭森麒、王星九、姚耐、龚浩成、张婉如、顾理）与校团委、学生干部合影（1980年代初）
（供稿：陈玉琴 高冰冰 审核：喻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