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人 ｜张有年 |
口述时间 ｜2014年12月19日 |
口述地点 ｜上海市张有年校友家 |
张有年（1928-2017），江苏镇江人，1946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统计学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参与“读书联谊会”“学生自治会”等进步学生组织，参与创办学校早期进步刊物《钟》。1950年毕业留校，后被选派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长期负责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1958年随学校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进入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返回学校工作，曾担任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张有年采访现场（2014年12月19日）
问：请您谈谈是怎么考进国立上海商学院的？
抗战胜利以后，国立上海商学院1946年在上海复校，我就是那一年从镇江考进来的。当时大学招生由各个学校单独招生，我考过很多学校，最终考取了国立上海商学院的统计学系。记得我们那届考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大概有3000人，取了200多人，还是蛮难考的。我小学毕业才12岁，一个人来到上海南洋中学读初中，三年初中以后生了盲肠炎开刀，身体不好，就回镇江读高中去了，后来考大学再回到上海。
国立上海商学院校门（1946-1950年）
问：学校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当时学校规模是比较小的，主要一幢教学楼、一个游泳池，图书馆还是后来造的。教师人数也不多，像我们统计系就一个系主任邹依仁，另外还有一个助教，其他教课的老师有专任也有兼任。这个专任实际上也不是在一个学校专任，是指一个老师在这个学校讲三门课，一门课3个学分，三门课等于你教9个学分的课，你就算这个学校的专任教师，兼任教师就讲不到三门课，有的讲一门课，有的讲两门课。上商的好多系主任，像邹依仁、褚葆一，他们都在国立中央大学上课的，三天南京、三天上海，他们在两个大学都算专职教师，还是我们学校的系主任。所以，当时的专职教师和现在专职教师的概念不完全一样。
学校一开始没有宿舍，要自己找房子，我通过亲戚关系，在附近山阴路找了一个房子，住了大概半年多，后来上商就在新民路用草棚造了一个很简陋的宿舍。搬过来才发现这个房子是泥巴草棚搞起来的简陋宿舍，下雨天漏水的。开始也没有宿舍给老师住，老师都住在外面。后来造了一部分宿舍，主要给系主任们。像许本怡、褚葆一、邹依仁、杨开道，他们在学校是有房子住的，不过也都是很简单的，都在那么一个螺蛳壳里面能有多大地方嘛。
问：您对当时的老师、同学以及学校里的活动有什么印象吗？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像邹依仁、娄尔行等。那时候我们会计教科书是英文版的，货币银行是徐宗士教的，也是英文版的教科书。当时会计考试他们用英文出题，我们用英文答题。
印象深的就是娄尔行，教课条理非常清楚，要求严格，因为当时一个年级七个系进去分在两个班，一个甲班，一个乙班。甲班就是许本怡教会计学，乙班是娄尔行教会计学，他们教课都是非常严格的。另外，我对邹依仁印象也比较深。邹依仁教我们数理统计，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了一本教材。当时大学教授之所以工资高是因为过去没有教材，都是各个老师自己编写教材，不像现在有通用教材，所以他要边写教材边教课，这个比现在的老师压力要大。我还记得当时杨开道教我们合作学，他也没有教材，合作概论也没用教材，也是自己拿一本书出来讲。杨开道在旧社会是很有名的，费孝通是他的学生。
邹依仁著作《高级统计学》（1951年）（邹依仁家属2015年10月捐赠）
同学们有一半是走读的，上海同学都是走读的，住校的大多都是外地来的。游泳池旁边搞了个网球场，朱国璋很喜欢打网球，娄尔行也是。其他文艺活动就很少了，体育活动就是体育课。游泳池就夏天开，平常没有，有个篮球场，在二楼大礼堂。当时我们学校的篮球不错，特别是女的。上海有个曹氏三姐妹。她们在上海女子篮球当中是打得很好的，其中一个曹曼丽就是我们学校的。学校有个指导篮球的老师叫吴金贵，是篮球教练，体育教师也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我记得还请过外面比较好的球队到我们这儿打比赛的，所以体育活动上就篮球活动多一点。
国立上海商学院大礼堂二楼的篮球场（1948年）
1948年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曹曼丽（前排中）参加的上海女子篮球队在全国大学生篮球比赛上夺冠（曹曼丽2013年10月捐赠）
问：解放战争期间学校的学生运动情况您还记得吗？
从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来讲，这个学校发展的是比较慢的，不像交大、复旦、同济，他们的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发展得比较快。
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院长朱国璋抓学习抓得比较紧，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读会计，娄尔行、许本怡教我们会计，一般都是事先指定看一本书，然后上课以前一个小测验，当时叫十分钟quiz。好多人不适应，quiz都不大及格。第二个是学校的国民党统治力量也比较强，生活指导组的主任叫镇天锡，他是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加上校内的三青团团员、青年军复员学生，这方面控制的比较严。第三个，学校是抗战后复校的，一年级是新考进来的，其他年级都是其他学校拼进来的，所以地下党的力量就比较弱。
总体来讲，跟其他一些学校比较发展是缓慢一点，但并不是说没有活动。比如1946年底就发生了北京大学的沈崇事件。传到上海以后，学生都起来搞活动抗议了。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地下党郑宝珊他们，组织了一个膳食委员会。当时学校的伙食是学生自己管的，不像现在这样有个后勤部门管理，学校只是提供了烧饭的地方，请一些厨师。平时的膳食管理就由学生成立膳食委员会，几个月改选一次，有主任委员、有采购等。他们就利用膳食委员会这个组织来进行活动。怎么活动的呢？记得有一次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大家在食堂里吃饭嘛，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来进行宣传动员，讲现在北京发生沈崇事件，激起大家的义愤，发动大家出去游行，所以我们学校和其他大学一样也参加游行了。
问：您自己的思想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
我是公费生，伙食费是国家给的。申请公费生有一定条件，就是你家庭经济要比较困难，要有证明才能申请到公费。有公费和半公费。我姊妹比较多、家里负担比较重，父亲的收入不高，就可以申请公费。
我之所以思想上有所进步，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年轻人看到国民党腐败，非常气愤。
我有个堂表兄，原来在镇江读初中，抗战爆发以后，他弃学从军，跟一批人跑到重庆去考军校，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对国民党印象还是不错的。镇江是沦陷区，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部队来接收很高兴，中国人自己的部队来了，而且美式装备，很威风。
抗战胜利后，我表哥当上了国民党的炮兵上尉连长。我们都兴高采烈，但是过了两年以后，这个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抢地盘、只想着钱什么的。当时就产生疑问，我就跟我表哥讲，你们国民党怎么搞成这样腐败了。抗战时一批官员在大后方吃苦，一回来接收，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捞起来，所以产生腐败是有根源的。这样一来，加上别的原因，就开始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每个月发一次公费，给你以后要马上到马路上买银元，上午的公费要是不买，下午就不值钱了。
国民党腐败是一个原因，还一个原因是宿舍里有个地下党左士俊。他是合作学系的，跟我们是一个宿舍，他对我思想的变化也起了一些作用。他住在学校里，但他一个舅舅在中央信托局工作，在现在武进路那边，他舅舅上班不在家，他就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他舅舅的宿舍里面，大家去谈谈、搞些活动。他跟我们讲形势，鼓励我们编刊物，叫《钟》。但大概发行了两三期吧，没多久就被学校查封了。就一个16开的油印本，5、6页吧。我们自己写，自己刻，自己油印的。主要讲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新希望的追求，起“钟”的意思是讲钟在响了。
另外救济总署发了无线电给各个学校，学校里也没人管，就给了膳食委员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听无线电，后来我们就晚上带到宿舍里来，利用无线电听新华社的广播，淮海战役的很多消息就这么听来的。学生当中进步倾向比较明显的有叶孝理，那个时候自己给宿舍起名字，他给他们宿舍取了名字叫琴书楼，等于也是一个据点。这么一来，我的思想就越来越进步了。
国立上海商学院男生宿舍琴书楼（1948年）
问：您能谈一谈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学校被接管这段时间的情况吗？
那时候全国形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上海开始变的乱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日后的出路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要各个大学应变。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是应变委员会，要发应变粮。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这些应变粮分掉，另一种意见是不能分，要集中保管，准备应变。经过争论，大家最后决定还是统一管起来，没有发下去。
当时倾向进步的同学在思想上对国民党是绝望的，特别是蒋经国到上海来打老虎，我们还对他有一点幻想的，但弄的不了了之，那么就彻底失望了。后面，国民党在上海也开始疯狂到处抓人，学校也有很多人被抓走。我们提前接到地下党通知，撤离学校，我们几个人躲在一个同班同学的家里，在苏州河的北面，躲了蛮久的，差不多一个月，苏州河北面解放以后，我们回来了。
问：您毕业后留校、去人大进修和之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我这一届共有四个同学留校，我、朱士耀、石成岳和彭辉芳。石成岳和彭辉芳一直在搞业务，我跟朱士耀两个人改行做政治理论课。刚解放，学校里就要上政治课，但是原来是国民党的大学，没适合的教师，那怎么办呢？高等教育部就决定让各个学校把自己的毕业生留一些下来，送到人民大学学习，学回来以后担任政治课教学。
国立上海商学院统计学系1950届毕业生合影（张传琮2015年1月捐赠）
我1951年去人民大学学的是中国革命史，学了两年。朱士耀学的是马列主义基础。我们学校1950年代派了好几批到人大去学习。除了政治课教师以外，很多业务课的教师也去了，跟着苏联专家，重新学苏联那一套。这两年的费用都是学校负责的，是公派学习。工资拿的，工龄也照算的。
我学习结束后回学校教书教了5年。1958年学校被并入社科院，我被分配到社科院的历史所，搞革命史。“文化大革命”了，社科院解散了，我就跟龚浩成他们到黑龙江去了，作为带队干部陪知识青年下去插队落户，待了6年。后来上海教育局成立上海工农教师进修学校，我在那里教革命史。我是学校复校一年多以后回来的，教政治理论课。后来当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思想理论部主任，一直到1994年退休。
问：关于学校统计学系的情况，您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我们统计学系原来人不多，我读书时候主要是邹依仁，教过课的还有柴作揖、汪龙。解放前搞统计的人都是在国民党里面担任高官的，国民党撤走以后，他们这些留过学的，专业也很不错，很容易转到各个学校去，后来50年代一并校就都来财经学院了。柴作揖是国民党时期黑龙江还是吉林的统计长，朱君毅原来是国民政府的主计处主计官兼统计局副局长，金国宝是中央银行的统计长。1948年，金国宝和朱君毅代表我们国家参加世界统计大会。统计学还有一个褚凤仪，在专业方面也是很有影响的。这都是有名气的统计学家，可以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在统计学界比较有头面的人后来大部分都在我们学校。
（供稿：陈玉琴 审核：喻世红、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