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张君一同志于2021年2月28日逝世。谨以此篇访谈，向这位为上财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上财人致以最深切的缅怀。
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张君一
口述时间：2019年5月9日
口述地点：上海市张君一校长家
人物介绍：
张君一（1929-2021），江苏常州人。副研究员。1952—1958年任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助教,讲师。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教研室,获研究生学历。1958—1962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讲师。1962—1970年任中共华东局办公厅干部。1970—1978年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宣传组副组长、组长、办公室副主任。1978—1984年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主任。1984年调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1985年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86—1990年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执行董事。1991年退休。
采访张君一校长（2019年5月10日）
问：您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在财大工作的经历吗？
我是1950年12月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留校在经济系做助教，负责辅导统计、成本会计两门课程。那时候圣约翰大学全部是用外国教材的。后来院系调整了，圣约翰没有了，经济系就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过来以后，姚耐就送我们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读书。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有苏联专家，到那里我就改行了，姚院长叫我改研究工业经济。因为工业经济在那时候是一门新课，它涉及一层一层的工业管理，要我改我就改了。我们是带职带薪去学习的，有工资的，1955年学成回财经学院工作，我就教工业经济，完全是苏联的东西，而且都是现翻译苏联的教材现教的，一直教这个课直到学校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后来把我调到上海市委书记那里，从此我就脱离工业经济的教学工作。一直在华东局干了快十年，后来就调到远洋运输公司，在远洋运输公司干了差不多八年。后来（我国）同美国建交了，要研究美国问题，我就去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美国室主任。后来汪道涵提出来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度、经济等等，提出来要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所长。这个所的老所长也是我们老财大的，褚葆一教授。就在这时候姚耐身体不行，要退休了，找不到合适的人接班。他们把我报到财政部去了，财政部同意了，到上海来要人了，而我工作关系什么的都已经调到社科院去了。后来1984年还是回到财经学院当院长，1986年财政部又把我调到财政部，到世界银行去工作。一直到1990年，我61岁了才退下来。所以你看我在学校的时间，第一段1955年人民大学回来到1958年；第二段再回来是1984年，1986年我又调走了。前面四年其中有一年我还在农村劳动，后来回来在学校里又干了两年。
问：您可以说说对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情况吗？
那个时候一边倒，倒向苏联，所以到人大去学习。人家说到苏联学习叫镀金，我们叫镀银。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教我们工业经济的老师是苏联的，老师在我们毕业的时候还说，说他希望下一次到中国来，能够看到中国的工业兴起。回来给学生上课，主要就是把苏联的教材翻译过来。但那个时候感到我们要考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要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当时就开始有了，所以我还有叶孝理几个人，还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到各个司学习，看所有的材料，主要是要了解中国部一级的管理。当时我们想把中国工业管理的东西能够融入到教材里。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开始干，但是讲的工业经济这个体系全部是苏联的。后来叶品樵、严学丰我们跟几个老教师就搞了一本工业经济管理，把工业经济跟企业组织两门课拼在一起，里面重复的部分把它去掉，单独成一门新课。为什么拼起来？因为讲到计划部分，企业组织与计划企业的计划部分，跟工业经济讲的计划部分有重复，生产计划、劳动工资计划、财务计划，很多指标都重复，我们把重复的东西去掉，两门课拼在一起，尽量放一点中国的内容进去，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教材后来搞成功了，那时候我还是工业经济部分的主要编撰，企业组织计划是马家骅老师负责在搞，其实里面也有些和苏联教材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为了上好课，我们老师还经常去基层工厂。我带着学生到工厂去，上海电机厂去过，汽轮机厂也去过，还有我在圣约翰的时候就开始去的第一印染厂也去了。我去的几个厂，都是大厂，汽轮机厂，跟电机厂都是一机部的，基础比较好。它原来管理比较好，原来的管理那一套东西有一些是英美的，后来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讲计划经济，但我觉得已经有一点混合了，不是纯粹苏联的。所以我们在教学教材里面已经有所反应。
50年代那个时候，全部改苏联那一套，实话实说，有一部分老教授就不行了。他年纪大了，自身知识也比较陈旧了，苏联来的新东西吸收得很慢，就慢慢地靠边站。但是还有一批还是很强的，比如搞马克思主义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就很厉害。王惟中，他是从德国回来的，可以直接读马恩原著；孙怀仁是日本回来的，就是河上肇的学生，可以说都是大师啊。但是很多教学内容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像工业经济原来没有的，就全采用苏联的。企业组织与计划，马家骅教的课程还有一些欧美的内容。像统计，原来统计教学的内容也是美国的，后来苏联的东西来了，就变了。美国的统计是统计方法，可以用于自然科学，也可以用于所有的科学。苏联我学的主要是他们的工业统计，它基本上是工业计划的指标，所以体系不一样的。
问：您可以说说对50年代上海财经学院的印象吗？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也是孙冶方和姚耐提的，就是很注重联系实际，就是安排老师、学生到企业里面去实践。我们都带着学生从实际当中学习，学习实际的东西，内容放到教材里，联系中国的实际，这个思想比较明确。虽然当时的教材、教学方法都是苏联的，但实际上姚耐是非常注重对中国实际要有了解的。之前还没有特别明确，回到学校，慢慢对这个问题就更加注意了。但是很可惜，没有延续几年，我们学校没有了，并进社会科学院了。
问：您可以说说自己作为校领导，在财大工作期间开展的重要工作吗？
1984年那个时候，学校上下也是有两派。两派有矛盾，人事安排很困难，所以调我回来，还调了叶麟根书记来。而且没想到，正好赶上跨越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两个时代。因为1984年来了以后，我看全国好多地方就已经开始有大学了，按照老的概念，一个大学至少有四个学院，是吧？一定要有人文科学的，要有好多不同学科，不然没有资格成立大学的。但是我看华东师范大学也变大学了。那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也改名呢？我就主张改成大学，所以我们财经学院变成财经大学是全国财经类高校的第一批，那是比较早的。这个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吧，因为改名以后，我没干什么就跑掉了。我的思想什么？之前学校都是比较强调说我们是财经学院，就重视经济管理，以后改名大学了，我们要向真正的大学发展。你比如原来没有的数学要搞。因为数学分析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应用越来越重要，当时还是一个短腿。所以我在的时候，我主张你们搞数学、数理统计都可以，你们要好好搞。
另一个是我和叶麟根书记一起做的事情，就是把系处一级的干部领导班子，我们都基本上定下来人选，这是一件比较大的工作，是对学校很重要的，干部队伍不稳定，没办法把教学科研工作做好啊。
问：您可以说说80年代上海财经学院的办学有什么特色吗？
那可能是积极对外开放，向欧美先进经验学习。等我80年代回财经学院来，那个时候情况变了，1979年中国跟美国建交了，中央领导讲到要用两个资金、两个市场。我在美国室的时候，到美国去过两次，去参加美国的一些研讨会。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到那边一看，你要弄两个资金、两个市场，就要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情况。当时财经学院有很多老先生，他们都是解放前从中国、美国的名校毕业的，基础很好，积极性也挺高，所以我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像娄尔行要成立会计师事务所，我赞成他们搞，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内最早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多老教师，搞统计的也好，搞国际经济的也好，他们都是留美的。还有几个搞商业方面的，他们翻译一些美国的主要教材，比如梅汝和，搞市场营销的，也是最早的。等于是新一轮的国际化，拥抱西方。国内的财经学院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是跑得比较快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我们一起搞的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当时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我们一年就培养好几个班的人，各个省的主管部门的人，司局级干部培训班，很多在我们这里学。世界银行这一套东西，宏观经济分析、项目管理，这些东西我们过去都没有的，所以我积极主张你们搞吧，大量搞。我这个是放开手的，我知道中央精神，我们是利用好国际化的契机，等于是积极地跟国外建立联络，吸收国外的先进知识。所以有一次在学校会议上，我说我们要学两种本领，一个是我们自己中国的，还有一个是国际上管理上的一些经验，要两套，都要学。
张君一校长（左）授予美国密执安大学LeslieKish（基什）博士为
顾问教授（1985年11月19日）
问：现在学校也在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您是我们上财第一个在国际组织当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校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好像是第一个，后面还有张为国，去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其他大型国际组织好像也没什么人？我不确定了。我现在感觉中国已经是一个国际大国了，承担的责任也多了，交流也多了。现在提出搞“一带一路”，到外面去工作，法律很重要，你要懂，外语也很重要，你要交流。因为像我们过去那种全英文中学、大学的环境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外语的实际应用还是要加强。我还有个体会，你搞经济金融，不懂国际政治，不学外国历史，不知道外国的情况，眼光就会短浅。所以这些基础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当时的财经学院这块是短腿。我之前在远洋公司也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好，我就发现，还是我高中和在圣约翰时期打下的文史基础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你如果不学这些东西，你和外国人打交道，你到国外去，你就是半个文盲。
张君一参加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议（1988年1月19日）
问：学校马上就要开党代会，要进入一个新一轮的新百年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对于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目标，您有什么想法和希望吗？
我希望学校能够注意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很希望看到写出新一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套经济著作，我觉得很需要这个东西。现在国际上也很重视这个东西，想要知道中国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
这个目标我是很赞成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恐怕要认真的研究，要做很好的规划，关键是要培养一批人，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键在于教师队伍，要既了解我们的国内实际情况，还要有比较广泛的国际方面的知识，能够像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年轻教师那样，要非常重视培养一批这方面新的年轻的专家。这种人恐怕很难培养，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想办法送一点人到一些国际组织里面去学习，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这些机构，恐怕还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到外国学校去，到这种实际部门去，知识面可以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