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75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有一所原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中州路102号的大学也完成了从旧政权中新生、融入新中国的历史过程。这便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学校进步师生坚持斗争、保护学校，最终迎来了上海解放和学校的新生。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馆藏的三份珍贵档案及其背后的故事直接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新上商》报
1949年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节节胜利，国民政府面临崩溃。为了稳定人心，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国立大学成立应变委员会，并准备迁往台湾。据1946级校友陈抗风回忆：“当时，学校的反动力量较强。院长是朱家骅的侄子朱国璋，他是国大代表；总务处长是吴道坤，而镇天锡则是国民党三青团上海市虹口区的领导。所以学校被控制得很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3月24日，在学校当局控制的应变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部分进步同学代表贯彻地下党的指示，呼吁成立学生自治会，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响应。4月8日，经全体同学投票通过了自治会章程。4月14日，经过多日的筹备宣传、竞选演说和投票选举，以学校地下党支部和进步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自治会(以下简称“学生自治会”)成立了，这是学校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争民主、争自由”斗争的结果。
中州路102号国立上海商学院校门
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当晚，院长朱国璋留下一纸辞职文告，悄然离校。学生自治会为了巩固胜利果实，编辑出版了进步报纸《新上商》并举行了庆祝晚会，沪上各大中学校的自治会都派了代表前来祝贺。之后，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团结各系各级进步同学一起劝说教授们留下，争取中间力量，保护学校，准备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4月22日，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自治会新上商社编印的《新上商》报头版
这份《新上商》报显示，发行时间是1949年4月22日，发行者是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自治会新上商社，大开本，四个版面。头版头条是《撤退声中朱院长突告辞职 三长暂代理校政》，还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上海交大、暨南、同济、复旦等沪上高校以及中央大学的自治会情况等，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倾向；第二版整版报道了学生自治会的成立过程及理监事人选。如《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上商自治会成立》，刊载了自治会理事长杨毅芳的肖像和所有理监事的简介。
《新上商》报第二版
第三版主要是学术文章，如合作学系主任杨开道教授的《释罗虚戴尔合作原则(上)》、工商管理学系主任倪惠元教授的《马尔萨斯的工资理论》等；第四版则是一些相对客观、政治色彩不太突出的散文。
《新上商》报第三版
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已然十分明朗，但由于上海尚未解放，风险未除，所以除了第三版的学术文章外，一、二版的文章都是以学生自治会的口吻撰写的，没有作者落款。第四版上的几篇有作者落款,但很显然用的都是化名、如《薪水是个大活宝》的作者MH、《法律的两面及其他》的作者梅梅、《毁灭篇》的作者KM等。这份报纸具体是谁编的？这些化名又是谁？在馆藏档案中查不到记录，学校曾编写的老同志回忆录中也未提及。
《新上商》报第四版
2014年10月，我馆工作人员在南京采访我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1949届校友梅汝凯时，老人家听了我们对这些化名的询问，哈哈大笑。他很开心还略有点得意地告诉我们，这三个名字其实都是他的名字梅汝恺的化名。接着，他详细回忆了当年参加革命，在杨毅芳的领导下编辑《新上商》报的经历。他说：“我参加了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配合上海解放,由华东局城工部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发展的。复旦大学的一个老乡发展我进入城工部组织……国立上海商学院能有学生会(指学生自治会，下同)是个重大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学校规模不大，教学抓得很紧，国民党势力又很大，地下党很难搞起来。学生会是杨毅芳办起来的，他有号召力…他当时做学生会主席，让我做宣传委员和宣传小报的总编，《新上商》第一期就是我编辑的………”老人家还告诉我们，编辑《新上商》报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
2014年11月，梅汝恺校友回到国立上海商学院中州路102号校园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但黎明到来之前，黑暗仍要垂死挣扎。这时的国民党当局在加紧筹划部署对全市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一网打尽高校中的共产党员。4月26日凌晨一时许，当局按照各校反动势力提供的所谓黑名单，对全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发起大逮捕行动，这就是有名的“四二六大逮捕”。所幸学校地下党组织提前得到秘密通知，及时通知了校内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他们大都及时转移了出去或临时躲进教授家里伪装成他们的子女，躲过了一勘。而不幸被捕的两位地下党员，金慰祖于5月中旬获释，党小组组长左士俊直到5月26日才与其他被捕者冲出关押他们的学校图书馆，重获自由。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学校迎来新生。
（本文节选自《档案春秋》2024年第4期《档案见证：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新生》，作者陈玉琴。）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王雅静 喻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