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口述上财历史”项目组经张为国教授协助，在线联络采访到原上海财经学院李振宇副教授之子、耶鲁大学、长江商学院荣誉教授李乐德先生，他深情回顾了父亲的成长、求学和从教经历。
李振宇（1916-1966）
李振宇，河南济源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商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曾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教，历任上海财经学院会计核算教研组主任、贸易会计教研组主任、贸易经济系副主任。1956年，因工作成绩卓著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李乐德教授
李乐德，李振宇之子，美国西北大学博士，耶鲁大学、长江商学院荣誉教授，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耶鲁大学，并获耶鲁大学终身正教授职称，还曾担任长江商学院学术副院长。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生产管理专家。他的论文曾在多家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涉及经济、运筹、会计、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
采访者：李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口述上财历史”项目组的专访！首先，想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家庭情况和您父亲的成长经历。
李乐德：我的老家在河南济源。祖父李葆和聪明好学、才华出众，考取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后又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美。1918年，祖父与叶企孙、李济、杨荫榆、徐志摩等一百六十余人同期赴美留学。1924年学成回国，在汉口、长沙经营汽车贸易，创办中国煤气机制造厂，探索批量生产中国第一代“木炭/煤气汽车”。抗战爆发后，祖父毅然将工厂西迁贵州，为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和物资保障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振宇就读雅礼中学留影
1916年，父亲李振宇出生在河南老家，到汉口读完小学。1936年他从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在“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报考清华大学工学院未果。祖父介绍他到一家规模宏大的工厂学习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父亲感受到一个企业的成功，必须有完备的组织和管理，就此下定决心改学工商管理。1938年，父亲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商学系，时任系主任为丁佶先生。此后，商学系和经济系又合称经济商学系，由陈岱孙先生担任系主任。求学期间，父亲与青年教师伍启元意气相投、亦师亦友，还与同学杨振宁相交融洽。1942年，父亲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1944年8月，他考取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总办事处）银行人员训练所的高级班，也由此结识了杨荫溥、许本怡、王惟中、杨汝梅等一批当时国内知名金融、会计、经济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恰与其中几位同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
采访者：您父亲是如何走上会计学任教之路的呢？
李乐德：父亲从银行人员训练所毕业后，曾在中央银行总行业务局、重庆分行工作。他工作之余仍学而不倦，曾翻译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林博士的《过分充分就业的理论分析》一文，发表于《中央银行月报》（1947年第7期）。在祖父的鼓励下，父亲决定继续深造。凭借在西南联大的优异成绩和陈岱孙、伍启元等先生的推荐，他顺利地被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录取。
李振宇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前留影
1948年8月，父亲入学就读，主要研究会计理论，曾攻读成本会计、会计理论、审计学、企业管理、生产管理、公司理财等课程。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标准成本差异的分析与用途”。1949年，我的母亲陈时俊也赴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在美期间，我的父母与邬沧萍、李雅书夫妇，全赓华和谢希德等中国留学生结下深厚情谊，后来他们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还有马家骅先生，他比父亲早一年入学，给父亲做过新生入学指导，后来又同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他们同窗、同事、朋友的三重情谊至死不渝。
李振宇、陈时俊夫妇结婚照
祖父李葆和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民族企业家，1949年当选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影响下，父亲留美期间就积极参与新社会科学读书会等进步活动。1950年父亲获得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选择提前回国。1951年4月1日，父母亲回到上海，受到华东教育部的热烈欢迎。同年，被上海财经学院聘为会计系副教授。
采访者：能回忆下您父亲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期间的往事吗？
李乐德：一开始，他的工作十分艰辛，他在西南联大、纽约大学学的都是西方的经济学、工商管理理论和方法，而现在面对的却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新体制，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和管理体系都要从头学起，而且要学以致用，解决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他参与开发和改进了会计核算原理、贸易会计等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教学骨干，向各行各业输送了许多财会人才。
会计系1955届三年级甲班师生毕业留影（一排左二为李振宇）
当时大力推行苏联的会计制度，如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因为与旧社会会计制度和中国本土国情脱节，推行时遇到很大困难。父亲组织教研组通过认真学习、理解苏联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的实质，对其进行了简化和改进，组织编写并出版《苏联工业企业中凭单日记帐核算形式图解》，使之更方便地应用在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通过在国棉六厂指导实际应用，承办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轻工业局凭单日记账训练班，推动了这一苏联会计制度的中国化及其广泛应用。
上海财经学院凭证整理单日记账讲习班证明书（1954年4月）
《苏联工业企业中凭单日记帐核算形式图解》（1956年，财政经济出版社）
为此，他在1956年被推选为上海先进教育工作者，与复旦大学谷超豪、华东师范大学匡定波等10名上海高校代表应邀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来我们家客厅墙上常年挂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与全国教育界、科学文化界先进工作者代表的合影。
李振宇当选1956年上海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材料
1956年5月12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教育代表团全体代表合影
李振宇（五排左四），吴玉章（前排右四），苏步青（前排右七），华罗庚（前排左四）
1957年底，父亲主动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参加下乡劳动锻炼。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挑过两百斤重的河泥。那两年正逢中国农村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过渡，他利用空余时间为农村财会人员上课，调查如何改善合作社的会计制度，协助建立人民公社会计制度，赢得了广大社员的尊重和赞扬。
1957年会计系等下乡教职工合影（前排右二为李振宇）
采访者：能谈谈您印象里的父亲吗？
李乐德：父亲长年累月地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先是担任会计核算原理教研组主任，在学习和改进苏联会计核算方法并将其融入新课程方面卓有成效。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和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求，学校增加了贸易会计专门化方向，他又奉调主持贸易会计教研组，开始新一轮的课程和研究方向的开发和准备。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重建后增设贸易经济系，父亲任副系主任。同时，学校还增设了越南留学生计划，也由他负责。面对繁重的工作，他几乎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一、二点钟。
1959年底，父亲在田间劳作时突发心绞痛，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在家休息时，他还坚持阅读大量国外资料，并用打字机做了详细摘录，分类装订成册。我们劝他休息，父亲却说：“我的病随时可能致命，所以时间对我就更宝贵，难道我不应该争取做更多一点的工作吗？”他还说：“前几天我去北京开会，就是经委薄一波主任要了解美国托拉斯行业垄断的情况，全国只请了三个专家（即曾在美国留学的上财骨干教师马家骅、李振宇和王涵清），我怎么能不去？前一阵子忙着准备资料呢。”不久，他又像往常一样天天上班，天天熬夜了。
李振宇全家合影（右二为李乐德）
父亲性格开朗，十分健谈，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亲友、同事、学生，我的同学，甚至我们家周边书店和商店的营业员，都将他视为可靠的朋友。父亲对我们子女既严厉又慈爱，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为我们立下了各种规矩或行为准则，使我们知对错、明是非，懂得尊重他人、友爱他人。他引导我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热爱读书，也喜欢音乐艺术，陶冶情操。他夜以继日、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敬业精神、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让我们终身受益。冥冥之中，我也延续了父亲的志业，深耕管理学领域，有所成就。
采访者：作为著名会计学者，您本人与我们学校也颇有渊源。明年我们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借此机会请教您对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吗？
李乐德：1966年8月24日，缠身六年半的病魔最终夺去了年仅50岁的父亲的生命。而我与上财、与父亲跨时空的交集始于1995年，那一年我成为创建不久的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与信息与系统管理系双聘）。在香港科大期间，我不仅参与了招聘新教授、培养年轻教授、组织年度国际会计学术研讨会等工作，而且还讲授了本科生的“管理会计”和研究生的“会计研讨班”等课程。此后，香港科大会计系逐渐成为推动香港、大陆，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高校会计学研究生培养和研究范式向国际通行范式和水平迅速转变的重要力量，而与国内高校合作最多、也最有成效的就是父亲留美归国后为之奉献的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也正是在香港科大，我有幸结识当时上海财经大学汤云为校长和会计系张为国主任，延续了我父亲、我们家与上财的缘分。
转眼父亲去世已60周年，他的经历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竭忠尽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一个缩影。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接续传承，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我相信上海财大师生会薪火相传，奋发图强，继续推进第一流的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问题，为各行各业培养更多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金融和管理人才，在建校110周年之际续写华章，再创辉煌。
供稿：“口述上财历史”项目组 供图：李乐德 张为国 编辑：王琼 审核：王雅静 喻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