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王惠玲
口述时间：2019年12月12日
口述地点：上海市王惠玲校友家
人物介绍：
王惠玲（1945- ）河南西华人。1963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1967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统计系统计专业，1979年调回上海财经学院统计学系工作。1983-1985年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统计学系副系主任、经贸外语系系主任、留学生办公室及留学生部主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王惠玲（右）（2019年12月12日）
主持人：王老师您好！首先请您分享一下您20世纪60年代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的经历吧。
王惠玲：我是复兴中学毕业的。复兴中学是上海市重点高中，教学特长是数学。当年我们都是学理科的，而且在高中的时候把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都学完了，因为当时也在搞教育改革。高三时把普通高中的功课再复习一下，就高考了。我喜欢英语，所以填的全部是外语类的专业，如复旦大学英语系、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但我身体不好，全身关节炎，填志愿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填了自己全身性关节炎。这样一来哪个大学会要我？那时候分第一批志愿、第二批志愿录取，直到第二批志愿还没有，我在班里功课还不错的，班主任也不敢告诉我为什么录取通知一直没来。
那时候，我家住在祥德路，隔壁就是郭森麒副院长。有一天早上散步的时候，他碰到我，告诉我是被财经学院录取了。他就是提前告诉我一声，虽还没发正式录取名单，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我会被财经学院录取是因为我所有的志愿填完了以后，我爸爸(说明：王惠玲父亲系上海财经学院王传曾教授)看了全是英语专业，建议我再填一个财经学院。就听爸爸说了这么一句话，最后一个志愿我写上了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统计系。但是也很遗憾，我没填财政系，要是学财政就是子承父业了。我从来没有上过爸爸的课，即便是他后来在我们家给硕士生上课，我也不旁听，自顾自干自己的事。我其实很羡慕那些学生的，那个时候席克正老师也到我家来给学生上课的，杨君昌老师是他的博士生，他们都到我家来上过课。所以，我觉得以前的学术很纯，师生关系也是如此。
王传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时的留影（1936年9月）
我进上海财经学院的时候，校园在共和新路。过了半年，搬到中山北一路369号了。记得是在寒假搬家的，同学们都帮助搬图书馆的书，书很重，大家就排队传递。我在复兴中学打的数学底子是非常扎实的，财经学院也有数学课，但和高中学的比起来简单多了。那时，各门功课都学得蛮顺利。我们系主任是龚清浩老师，他对大家都非常关心。那时每一届会计一个班、统计一个班，一个班也就四五十个人，我担任班委，组织排节目忙得很。记得有一次我工业统计考的分数不高，龚老师在办公室碰见我， 叫我学习要抓紧，他知道我成绩滑坡了。
上海财经学院中山北一路369号校门（1964-1972年）
学校当时的老师都是很高水平的教授，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我们觉得很幸运。教我们工业统计的老师是朱元，美国留学生；我们的贾宏宇老师，曾被派去支援越南大学。英语老师就更棒了，是参加过东京谈判的向哲濬。我因为很喜欢英语，所以他作为英语老师我真的很开心，心里也觉得他很了不起。向老师非常认真，我们做的练习他都批改得很认真，而且还在上面写很多批语。还记得有一次他上课问我们知不知道哪个英文单词是字母最多的，我们没有人答得出来。还有一位老师是教珠算的沈老师，我印象也很深。我们一进学校每个人就领一把算盘，13档的红木算盘，是借用的，毕业要还给学校。然后，在食堂里开展珠算比赛，方桌子上一人一方一把算盘，给一张写满习题的纸，就开始打码表计算时间，看谁又快又准确。
那时候的食堂就在现在的大礼堂。学生吃饭不像现在这样排队，而是有很多大的方桌子，4条凳子在四周放好，到了饭点学生就坐上去吃，吃完就走。我有牙周病，吃饭比较慢，有时候还牙疼，总是吃到最后。食堂师傅会来问我好吃不好吃、想吃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天很热，我就说我们想喝绿豆汤，第二天果然做了绿豆汤。后来，食堂改革了，大排骨从每块9分钱涨到1毛1，又涨到1毛3。
主持人：当时学校有越南留学生在读，您有印象吗？
王惠玲：大概是1961年，学校来了越南留学生。在369的大礼堂举办欢迎会。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越南驻中国大使也来了，坐在主席台。他们也是公派的留学生，有一部分同学是来读统计的，和我们关系都很友好。有一个女同学姓阮，上课就坐在我边上，我帮助她学习，她学的是商业统计。越南留学生很努力，语言虽然差一点，但基础还可以，毕竟是公派的留学生，肯定经过选拔，是比较优秀的人才能来中国学习。我那时候是文娱委员，还排了一个节目，越南有一个少年英雄叫阮文追，我们的节目就叫“少年英雄阮文追”。学校对留学生比较优待，给他们单独住，也是双人上下铺，但条件稍微好一点。上课时也比较照顾留学生，让他们坐在第一排，想让他们听得更清楚，板书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记得，姓阮的女同学也蛮用功的，有时候也问问我笔记，个别时候我跟她稍微聊聊天。但他们并没有特别麻烦我，他们的自学能力还是蛮强的。
1965年的时候下大雪，越南留学生很怕冷，但又喜欢看雪。那些女同学看见雪很开心，就穿着越南很漂亮的奥黛拍照片，拍完照片冷得发抖，就回到宿舍里盖着被子披着衣服在那里哭。
王惠玲与1967届会计统计系部分女同学在校门口合影（1967年夏）
主持人：请谈谈您毕业后的情况吧。
王惠玲：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1968年才毕业分配。我分在商业一局药材公司，到中药一厂做会计。我说我是学统计的，他们说财经学院毕业的就是打算盘算账的，就做会计吧。我做了一年工人，在包装车间做包装工人，两班制，做早班、中班，不做夜班，一个包装机器包装解毒消炎丸，是半自动化的，人看着机器就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一年以后就到财务科了。在中药一厂一直干到1978年。但是说实话，我还是不喜欢会计。中药一厂本来在黄浦区人民路，后来搬到陆家浜路，1977年又搬到了化工区的桃浦新村。我家老二是1976年10月生的，中午还要回来喂奶，路实在太远了，吃足苦头。后来，听说财经学院恢复了，觉得是件好事情，想借这个机会回学校。起初工厂不放人，药材公司也不放人。后来，他们好不容易同意了，但是财经学院以为我回去当老师要我参加考试，我说我不当老师只要回财经学院。学校说那只能当资料员，我说就当资料员。家里负担太重了，我急于照顾家，有两个孩子和三个老人要照顾。这样，1979年我回到了财经学院统计系。
主持人：您后来怎么会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呢？
王惠玲：那是1981年的事，国家提出派遣留学生，让大家学英语。我本来就喜欢英语，虽然工作耽误了十年，但是很快就追上来了。当时出国要参加国家公派留学生考试，即EPT考试，非常难。其实第一年我就考取了，84分以上就可以出国，但只能学数理统计，不能学经济学，因为学经济学对语言要求更高，而且指定要去美国。可是，我的公公周伯棣教授正第二次中风住在华东医院，情况很糟糕。我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就放弃了这次机会。
主持人：后来您又是怎么去日本留学的？
王惠玲：当时是从国家统计系统报名考试的。我很骄傲，全国只有两个人过线，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湖北的。1982年，我参加国家统计局举办的抽样统计的培训班，报到的时候要填单位和名字，我就写了“上海财经学院王惠玲”，国家统计局的人就说，“这个就是去年考取了不去美国的那个人”。当时，我很尴尬，连忙解释是家里有情况所以没去。第二年又要考试了，我再次参加，成绩比前一次还好，达到90多分，可以读经济学了。结果，等来通知一看是去日本，郭森麒副院长看了以为搞错了，就让林贤本处长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去教育部问问。教育部说没错，这一批29个人，都是由去美国转向日本。去日本，要从头学日语，就派我们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先学日语。部里通知11月到大连报到，但我正给财政系78级的同学上“统计学原理”，总要告一个段落，还要找到代课老师，安排妥当了才能走。这样，我就迟到了两个星期，日语最基础的语音都没学到，啥也听不懂。这样一来，我就太紧张了，内分泌失调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一个月里体重降了十几斤。后来一边看病一边学习，等到放寒假回来到上海还是垂头丧气。龚浩成副院长安慰我说，小王你不要紧张，能把日语学好了也是好事。还有胡国华老师也说努力就好。大家都鼓励我。填志愿时我查到了一桥大学，看到一桥大学里有个老师是研究经济统计的，就准备选他为我的导师。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学校多有名，是后来才知道它是日本四大名牌大学之一，也不知道锅谷清治老师具体是纯数学方向的。正因为导师是纯数学方向太难，很多学生都不选他，结果让我遇上他。但是，他对我非常友好，我有要求他都尽力给我想办法，所以我到日本国家统计局、农林水产省，都是他推荐我去学习。
主持人：您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什么困难和压力吗？
王惠玲：压力当然很大。我出国的时候，上海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和老父亲。我天天想家，虽然晚上学习的时候很拼命、也很专注，但是一觉醒过来，就觉得不真实、就想家。再一个问题是缺钱。在日本租的房子，环境又差，面积又小。而且奖学金很少，只有6万日元一个月，其中3万日元用来租房子，还是没有洗澡设施的。咱们学校后来银行贷款引进中型计算机时，计算中心的老师来日本考察，顺道来看我，到我宿舍一看非常惊讶，真是没想到我的住宿条件那么差。
主持人：请您谈谈在一桥大学学习的情况吧。
王惠玲：我在日本两年，因为我们的进修计划是两年，国家选派我们做进修教师，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拼命学习，把先进的知识带回去教学生。但是很多同学非常年轻，都转成读硕士了。一桥大学研究所的所长也建议我写论文，可以收我做论文博士。拿到一桥大学的论文博士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只想学完了以后回来好好教学生，觉得这样社会价值才是最高的。把家管好，把自己管好，把学生教好，就是最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主持人：您的公公周伯棣教授早年也留学日本，后来在我们学校任教。您和他有交流过留学的经历吗？
王惠玲：这倒没有。他后来身体很不好，1982年就去世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20世纪90年代我陪国家统计局的人去大阪市立大学参观访问，大阪市立大学的校长为自己的母校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我们参观图书馆时，日方介绍说图书馆收藏资料非常齐全，包括多少年以前的书都有。我顺口说了一句，我公公也是你们学校商科毕业的，他的论文不知道你们收藏了没有？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心，等我们参观完毕回到接待处时，他们已经找到了，效率非常高，令人惊讶。我拿到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心里真的很激动。日方问我是不是想要？我说想要估计也不可能给我，这是一个孤本。于是，日方就给我做了一个复印本。这个复印本现在已捐给学校了。
主持人：您从日本回来后和日本的大学还有交流合作吗？
王惠玲：有的。1985年12月我回国后，和日本的大学有很多共同的研究。他们一直和我合作研究经济统计，我去日本大概来回有120次之多。也跟一桥大学继续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中国的统计数据原先都不对外公开，是1985年以后有的统计年鉴。我们就用统计年鉴编了一个统计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做很多分析，我在这里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计算购买力评价指数，也是他们跟联合国一起做的课题，我也加入了。所以，当时和日本相关学术界人士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日本也想了解中国，所以邀请我在日本的大学和产业界等做了很多讲座，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展望”等。还有日本的松山大学，我从2005年开始到2014年，每年暑假给他们的本科生开暑期短期讲座，集中讲上海经济。我的课是日语讲授，日本学生都能听懂，所以比较受欢迎，暑假里选课的人一般都有四五十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外国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有责任让世界了解。
王惠玲教授在日本岐阜经济大学演讲（2007年10月10日）
主持人：20世纪90年代学校的国际化是什么情况？
王惠玲：那时候国际化是有一些进步的。我从一桥大学回来，我的导师就主动提出要跟我们财大建立校际关系。后来是金炳华任校长时建立了校际关系，在国内属于比较早的。那时候留学生是我们的短板。虽然我们上海财经大学那时候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是留学生只28人，与其他高校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主持人：您后来从事留学生教育，请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王惠玲：当时我在财经研究所，谈敏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留学生教育。我一开始不想做，后来被他说服了，那是1999年上半年。最早我在外语系当系主任的时候，通过外事处开始招一点学生，已经有少量的外国学生了，那是1993年或1994年。1999年，学校让我负责留学生办公室，我和汉语教授黄锦章、外事处戴梦霞三个人开始做起这个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条件极差，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一点一点尝试。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房子，不知道到哪里招生，招来学生住哪里，都是大问题。正式招收留学生要通过外事处跟上海市外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联系登记。市教委的国际交流处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此外，就是向各个大学学习，参加市里的会议，慢慢打开一点思路。都说要有中国特色，那我们财大也要有特色，这特色就是我们的财经类学科。我们财经大学还是有一点吸引力的，慢慢学生就多了起来。学生有两种：一种是自费的，一种是公费的。几年后我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国家留基委申请公费生。当然，要是不具备条件，也不给批准的。
当时369校区的第六宿舍是留学生的宿舍，教师的办公室在一楼，学生在楼上。记得装修后不久，我去办公室，门卫跟我说，昨天来了一个人，转了两圈，说灯都暗着没人住怎么办？我后来知道那是谈校长，他很担心没学生来。后来，慢慢人多了，房子都不够住了，所以发展还是很快的。再比如，现在的国际文化节很隆重了，当时第一届的时候，人也没有几个，就在食堂办一个舞台表演节目，各个国家的学生都来表演。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摄于2005年12月6日）
招收留学生、培养留学生，其中的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碰到过的。举个例子，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很难管理，和我们合作的大学又是私立大学，学生考试成绩不好，对方负责人要我作假让学生通过，而且还要成绩好看，不然对董事会无法交代。我说我这样做对学校也无法交代。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1是1，2是2。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下次就不能送学生来了，我说，不送就不送，我是做教育的人，如果这都可以做假又怎么教学生？
主持人：您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之外还做了哪些工作？
王惠玲：2007年我不当院长后，主要是教商务汉语。我们学校的商务汉语是全国的主要基地之一。但是，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招进来的老师都是语言学的硕士、博士，他们也不懂商务，所以在把语言教好之外，还要思考把商务汉语教好。我是学经济的，研究经济统计，能够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编了很多教材，我也付出了比较多的精力。后来，学生说听收音机或看电视时能听懂、看懂，好多了。我在教学的时候，经济、新闻、词汇等知识点都教他们，他们学了真有效果让我很开心。
主持人：您对学校国际化办学有什么思考或建议吗？
王惠玲：我觉得整个学校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国际化水平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要把它一一处理好。虽然后来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人数有1000多人，在全上海高校中排在前5，但是我们的国际化整体水平还是有一些短板的地方。国际化办学不能只停留在人数的增长上，只注意有多少留学生、多少国家，而是有没有国际化氛围。国际化是个大概念，要有顶层设计，要形成共识，要有制度保障。学校现在有很多“老海归”“新 海归”，如何让他们把国外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带回来并应用到教学和工作中，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事。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