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人 ｜郑菊生 |
口述时间 ｜2018年5月14日 |
口述地点 ｜上海市郑菊生老师家 |
郑菊生（1928-2020），浙江鄞县人，1948年考入私立上海法学院统计学系，1950年随上海法学院并入国立上海商学院。1952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班,先后在国家统计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从事统计实务、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复校后回上海财经学院工作,1984-1994年任统计学系主任,1995年退休。
郑菊生老师在学校百年校史座谈会上发言（2017年11月）
问：请问您是怎么进入大学读书，又是如何转入上海财经学院的？
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所以，我原本没有想到进大学，高中毕业就准备找工作。那是1948年，当时社会很乱，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很难找工作，高中毕业了反而有的地方需要，比如做银行的练习生。因为过去很多业务都是手工劳动，比如交换票据，要求人拿一个算盘，噼噼啪啪，很快算出来。当时人觉得，大学生理论一大套，动手能力差，大学4年，你也不肯在银行做练习生这种低级工作吧。
我运气好，偶然知道了一个机会，可以到大学里去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到了私立上海法学院读书，就是以服务生的身份半工半读。1949年，上海解放了，上法经费难以维系，收归国有，拆分合并给了上海财经学院，这是1950年的事情。我学经济类统计专业，就来到咱们学校，学法律的就去了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当时家里也在商量，还要不要继续读，我当时说，现在解放了，以后用人的地方多，而且已经读了2年，现在不读下去和没进过大学学习一样，这样子，我就决定专心做学生，好好学习。
欢迎上法师生员工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0年）
问：您对当时统计学系的老师和教学有哪些印象？
当时上财的统计系有很多名家，尤其院系调整以后，来了更多人。原来是邹依仁老师，他是法国和美国的留学生，教的很好。上法过来的褚凤仪，也是法国回来的。他们大部分都是搞数理统计这块的，偏数学方面。褚凤仪那时候还教我们速算，他这方面非常厉害的，纯粹是数学的东西。还有后来调去军队工作的薛仲三，他搞的比较偏门，是生物统计，在我们财经学院用处不大，我也没上过他的课。后来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反而是对路了。还有厉德寅，他既搞经济又搞数量统计学，我记得他上课口才很好，学生问他问题难不倒他的。还有老一辈的金国宝，他资格老了，编了一本《统计学大纲》影响力很大，解放前很多学校拿来做教材用。我们有的老师既是统计学的教授，以前又是国民政府里面的专业技术官员，比如朱君毅，是国民党的中央统计局局长,院系调整从复旦过来的。
问：您对解放后的教学情况有哪些印象？
解放后，一些名教授上课就吃力了。吃力在哪呢？教学改革了，不搞欧美那一套了，改成苏联的了，他们要重头来，把原有的思想体系都改变，难度很大啊。老师们对新的一套还不适应，在矛盾过程当中，有的老师有留学背景的，可以讲一些数理的内容，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核算等。
比如我们统计学吧，当时基本上还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主要课程是统计学、高等统计学、数理统计学这三门课。后来向苏联学，慢慢增加了一些社会统计学，包括人口统计、工业统计、商业统计课程，适应苏联计划经济的，但总体依然是大部分保留西方的数理统计，加了一点苏联课程，还没有大改变。当时已经有翻译过来的苏联的教材，比如商业统计、工业统计、国民经济核算。我们上课主要靠记笔记，老师讲，我们记录。
我们学的课增加了政治经济学。当时有三位老师，李炳焕、孙怀仁、王惟中，三位大教授，我都去听过的，他们一个留美、一个留日、一个留德，各有千秋，讲法不一，真是精彩。我觉得孙怀仁口才最好，出口成章，人家讲不清楚的《资本论》到他那里我们就听得懂。
问：对解放初期学校的情况，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向共产主义靠拢。解放前，整个社会里，学生运动蛮厉害的，上法这方面也很有名，地下党、学生运动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我自己听得多，参与的少。一方面，自己老实胆小，另一个是想保住自己的服务生位置，也不太敢出头，就有些罢课参加过。
解放后多了很多新的课程，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等。当时党的政策很好，本来混乱的局面慢慢稳定下来，老百姓觉得党的政策都是兑现的，说到做到。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这些现实的教育对我影响比较大。自己好像是有些转变了，各种活动都很积极了。这不是我一个人，是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各个方面追求进步，争取入团等。这时学生思想方面有很大变动。很快，老师的思想也开始变化，解放前大学老师很多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大学里面开始搞思想改造，影响很大。很多学生参军参干，老师们也开始自我检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心悦诚服。
我当时在外面生产学习，也参加机关里的运动，回来学校也参加思想改造。现在看来当时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老师、学生参加的运动多了，大会小会多的不得了，放在业务功课上的时间少了。老师们也不敢把考试出的太难，不然学生负担很重，又要提意见，实际情况是这样子，我们不能把当时的教学水平过分拔高。客观情况就是当时社会转变人要转换脑子，就有很多的政治活动要参加。这个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有感觉。
问：1978年上财复校后，统计学系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复校之前，我在黑龙江待了6年多，是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干部去的。后来财大复校，我就回来了。复校初，缺老师，统计系资格比较老的老师剩下的不多了，贾宏宇老师回来做系主任，叫我帮他一起，还有老的三级教授陈善林也在，后来郑德如回来了，她是我们统计系第一个博导。
复校以后，我们就在思考统计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定位，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统计学和我们曾经长期搞的苏联式的统计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尤其是在我们财经大学，统计学走什么路子呢？我们认为统计还是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同步，统计是处理数据的科学，在财经大学里统计教学要有财经大学的特色。
上海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教学大纲《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草案）（1985年4月）（虞定伟老师捐赠）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需要研究不确定性的问题，要统计做的更多，要求我们对数据的取得、分析都要调整原来的思路。苏联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反对实际应用里边用数理统计来研究经济现象，认为这个是数学游戏。过去大学里面我们分为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财经学院大量的师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搞统计，经济、数学两个都需要，要同时有两个头脑，数理统计和经济统计两个方法都要掌握，我们在后来的教学里面就很重视这个。
另外，当时在我们上财还强调统计是一个应用科学。要强调应用，不是单纯的数学原理。我们是要分析数据的，分析不能是在数量上面分析，你要定量分析，最后要做出一个结论，这个东西要定性的。所以你有定量分析的方法、能力，也要有定性分析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特色是两结合两并重。
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召开科学讨论会（1985年）
就这样，我们搞课程改革，课程的内容不断变化，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我都参与了。这个课程体系、课程的内容，从建立是我牵头到后来是徐国祥最后完成的。其中有一些教材得了一些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了一个课程教材体系，这也算是一个成果吧。我只是转变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当系主任的时候推动了一下发展，没有阻碍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1986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统计学系主任郑菊生代表讲话（1986年9月）
后来很快我们就开始招硕士，我记得最早是4个人，1981年有的硕士点，我帮着贾老师、陈老师他们带学生，1986年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博士点，郑德如老师当博士生导师，但是大家都是一起帮着带学生。1996年是博士后流动站，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发展得更快了。
我们的一些老师，像陈善林、郑德如，他们其实是数理统计出身，但是他们后来讲课也只能讲专业统计不讲数理统计，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认为数理统计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了，数理统计才开始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兄弟院校有一个说法，过去你们上财是师资力量强的财经院校，那是依靠一些老教师、老海归。但是你们停办了很多年，师资青黄不接，大有种对上财不看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上财人还是可以的，78、79级留校的本科生，还有硕士生，新一代的师资很快上去了。这段时间学校师资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供稿：陈玉琴 审核：喻世红、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