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周池碧（原名蔡秀坤）
口述时间：2014年12月23日
口述地点：上海市周池碧校友家
人物介绍：
周池碧（1926- ），上海浦东人，原名蔡秀坤。自读中学起积极参与爱国救亡活动，1938年参加党的外围学生组织，1944年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学系。1945年3月7日在费瑛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担任我校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上商党支部书记。在校期间，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传播进步思想、书刊，吸收了吴廷珠、任应博（后改名任雁）两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了金家驹、姚家驹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对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革命组织的发展有奠基之功。1945年9月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工作，曾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处长等职，1982年离休。
周池碧（2014年12月）
问：您能说说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如何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吗？
周池碧：我初中的时候就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在读初一、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活动，经常与同学探讨抗日救国的话题。到高中时候，我从平民中学转到爱国女中读书。爱国女中很进步，1938年就已经有党的外围组织了。我姐姐叫蔡秀敏，她当时担任爱国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我主要是受到我姐姐的影响。1944年我要高中毕业了，费瑛同志要求我考东吴大学。我说我考不上，因为我并没有计划读大学，而且我高中读了三年商科，但东吴大学的考试是关于物理和数学等内容的，这些课程我都没有学过。如果非要考大学，我只能报考国立上海商学院，考国立上海商学院我还是非常有把握的。费瑛同志也没有办法，反正都是要在大学开展地下党工作，她就同意让我到国立上海商学院开展工作。我后来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她负责领导我们。
问：您是怎么认识费瑛同志的呢？
周池碧：我在平民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姐姐、费瑛、李秀群(当时叫周亚群)三人就在平民中学开展活动，后来她们又到爱国女中。她们三人参加党组织活动是受到胡乔木的影响，早在平民中学读书的时候，胡乔木就培养她们。胡乔木走了之后，她们三人从平民中学转到爱国女中。费瑛同志后来到务本女中，务本女中有地下党，而爱国女中还没有地下党。费瑛同志是在务本女中参加的地下党，当时她的名字叫戴英生。上海地下党的学委负责领导学校的学生运动，那时候费瑛同志是学委书记。40年代的时候，费瑛同志和乔石同志一起负责上海国立大学区的事务。我后来考了复旦大学，费瑛也考了复旦大学，但她完全是出于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
问：您对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有什么印象？
周池碧：我主要是为了到学校开展地下工作，考入了上商的会计系，其他方面没有考虑太多。那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学校还在正常上课， 学校里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有三青团、国民党、汪精卫势力等。学校里的国民党与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他们也是在学校开展地下工作，大家的目标都是抗日救亡、反对汪伪。学校里有国民党的同学，也有汪伪政府派来监视大家的同学。既有同学参加三青团活动，也有同学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我们互相都知道，但只要是爱国抗日的，不管哪个党派，当时都是好的。对学校的印象总的来说，学校很小，只有一栋楼，在愚园路上，学生都是走读生，大部分是上海人，外地的好像很少。教课的一些老师也不太稳定，院长裴复恒几乎没有见过。
蔡秀坤国立上海商学院学生学籍卡（1944年9月）
问：您对当时的同学有没有印象呢？您在费瑛同志的领导下在学校开展了党的哪些活动？
周池碧：学校里也是有一些进步同学的。我入校不久就发展了同班的任雁和吴廷珠，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担任书记。我们决定在男同学中发展中共党员，有两个男生，一个叫金家驹，一个叫姚家驹，都是我联系的，和我也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般都是开展秘密活动，不会开大会让大家上去演讲的。任雁喜欢看文艺小说，我就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借给她看。我一般先观察他们，看看有没有人关心政治、对国民政府表示不满，然后再接近他们，经过了解发现他们思想比较进步，之后就慢慢启发，发展他们为党员。我主要是通过介绍他们看进步书籍来发展的，我会介绍他们阅读一些苏联的文艺小说，像托尔斯泰、高尔基所写的。汪伪政府没法禁止这类书，书店里都有卖的。
中共上商地下党支部任雁（任应博）
中共上商地下党支部吴廷珠
我不会推荐普通进步学生看直接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这属于组织内部的秘密，而且这类书籍也不会流通到市面上。费瑛同志跟我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我都写下来了，但是她让我牢记之后就把纸处理掉， 不能留下痕迹。一般是由费瑛同志向我传达党的政策方针等情况，再由我跟他们(进步学生)介绍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我们经常到常德路的觉园集会，那是个大资本家的私人花园，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学校在愚园路，我们在觉园开党小组会议，离得很近。那时候虽然大家年纪尚小，但口气倒是挺大的，谈论的都是国际国内形势问题。我们也会分析同学的思想，谈论哪些同学有爱国思想，哪些同学对国民党不满。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费瑛家里宣誓入党的，任雁和吴廷珠是在吴廷珠外祖父家里宣誓的，由费瑛同志代表党组织承认我们入党。当时入党都是秘密的，也不发任何证件，只有上级才知道，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问：为什么您在上商只读了一年就去复旦了呢？
周池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学校，随后把学校解散了。我与费瑛同志商量之后，和任雁、吴廷珠一起报考了别的学校。我考的是复旦大学，任雁和吴廷珠考的是之江大学。1945年9月我离开学校，到复旦大学过渡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开展地下工作。10月，我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就穿上军装成了正式的革命干部，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后来，就留在上海工作了。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