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是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上财人的四史故事”系列，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口述者：叶振鹏
口述时间：2015年2月5日
口述地点：北京市叶振鹏校友家
人物介绍：
叶振鹏（1933-2022），福建安溪人。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转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1953年毕业后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攻读研究生。1955-1972年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工作，1972-1978年任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师，1979-1984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4年起历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曾任厦门大学、福州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兼职教授，全国在职财政干部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叶振鹏（2015年2月5日）
问：您是怎么进入上海财经学院的呢？
叶振鹏：我高中跳级，从高一上跳到高三下，一口气跳了两个年级。我在厦门读过书，在香港也读过书。我父亲认为像我这样的肯定考不上大学。马寅初是他的老师，当时马寅初是浙江大学的校长。父亲就给马寅初写了一封信，想让我到浙大去当预科生。我当时很年轻，才17岁，不懂事选择跳级，再加上有好奇心，出了门我就把给马寅初的介绍信撕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考大学。第一次统考过了，第二次考试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考的。我报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大同大学医学院、大夏大学化学系、金陵大学化工系、沪江大学共5所学校，连续考了20天。那时，我不懂上海话，也不认识路。所幸，5所大学中的4所，我都考上了，只有齐鲁大学医学院没考上。我连夜发急电回家，让哥哥告诉父亲说我考上大学了。父亲又加急电报连夜发过来，叫我读沪江大学银行系，因为其他几所大学报的都是理工科，如化学、医学、化工。我家是父亲说了算，他说一不二，所以哥哥直接就把学费交了。我就只好去上沪江大学，其实我本人当时想读的是化学，但是也没有办法。大学第一年我并没有好好学习，考会计时，一共有5道题，我做了4道就交卷了，而考试时间才过一半，老师把我叫住说： “同学，你还有1道题没有做。”我说：“知道，80分够了。”当时我就是这么孩子气。大学第一年我一直想的是转学，沪江大学也有化学系，只要不读银行系，转到其他任何专业都可以。大学第二年我入团了，入团后得安心学习，我只好继续读这个专业。等到院系调整的时候，我就来到上财了。
沪江大学商学院全体教师（全部调整至上财）在院系调整时合影（1952年）
问：当时得知院系调整时，您有什么想法吗？
叶振鹏：我当时是团员，必须听从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周围的同学也没有不乐意的，都是要听从组织安排。要说不乐意， 在毕业分配时倒是有不少人不乐意。院系调整是全国性的行动，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做。只是上财住的地方离上课的地方远了点，需要走一段路，不太方便，而且宿舍条件也稍微差一点，但是年轻人对这个并不在意。我们真的是不在乎这些，虽然上财的条件肯定比不上沪江好。
我入团后，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有一个“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我认为，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后来教书，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是三稿定案，肯花这么多时间看论文的人，应该不多的。做什么都要敬业，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受党的教育就是这样。
问：您对当时上财的学风、老师有什么印象吗？
叶振鹏：没有太大的印象了。我读完研究生后回去，尹文敬找过我。他找我主要是了解我在人大学习的情况。当时讲苏联财政，只有人大有这套教材，别的学校都没有，他问了我一些有关苏联财政学的问题。当时的系主任是周伯棣，他是研究财政史的，写过一本《汉代财政史》。我后来对历史感兴趣，有点受他的影响。我虽然写过一些历史的书，但对历史是业余兴趣。老师中我有印象的就只有这两位。另外， 我觉得姚耐挺好的，我对他很尊重，他给我们讲哲学、讲罗森塔尔。尊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是校长，主要是我觉得老同志能够讲哲学，而且还讲得不错，这太少见了。
我大学三年级实习的时候是在徐家汇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我不喜欢这种工作，但我做得还是挺好的。我记得银行的办事处主任一直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他希望我毕业后可以在他们那里工作。但说心里话，我对坐在那里记账、打算盘的工作确实没有兴趣。
周伯棣（1900-1982）
问：您当时对自己毕业后工作的打算是怎样的？
叶振鹏：我没有太多的打算。我听别人说当时学校要留一个人当助教，我心里是挺愿意留在学校当助教的，但我从来没有提过，也没有人明确告诉我。我隐约知道这个消息，心里挺高兴的。我们那届毕业后能留在上海的名额很少，大部分都是往东北、北京去，如果能留在上海是很幸运的事情。按理说，银行要留用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我就是不愿意。后来突然通知我，人民大学要来招收研究生，让我参加，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当时有同学说，毕业后一个月就可以有五十多元钱的工资，而去人大读研究生一个月才二十多元钱的助学金。即使是这样，我也愿意。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孩子，对钱没有概念，对工资、助学金都没概念，虽然穷一点，也能过日子。
问：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光，可以分享一下吗？
叶振鹏：1953年，我大学毕业后保送读研究生。我们班保送到人大的只有一个名额，就是我。我们那届因为提前毕业，所以去人大的人挺多的，我读财政学，有人读政治经济学。我在人大一个月有二十四元五角的助学金，交了五角钱的团费后还剩二十四元钱，这包括吃饭、买书、买衣服和抽烟。我算好的，一天只能抽六支烟，如果抽了第七支，到月底就得少抽一支。衬衫领子破了，我花两角钱缝好接着穿，并不觉得苦，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人大的学习太紧张了。在人大当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团小组的组长。有个同学也是上财分配去的，到了人大后找我哭过好多次，他说《资本论》看不懂，列宁的著作也看不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坚决要退学，最后只能退学了。当时，学习压力太大了，一周中《资本论》就讲好几章，根本看不懂，跟看天书似的，但看不懂也要硬看。此外，老师也从来不教方法，当时授课的主要是苏联专家。1955年我从人大毕业还不到23岁，因为当时高校都缺教师，所以提前把我们送出来。
叶振鹏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的毕业留影（1955年7月）
问：您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了什么工作？
叶振鹏：我毕业分配到财政部，财政部又把我分配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那是财政部的中级党校，主要培养县地级的财政局长、科长。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有“宁可少一个县长，不能少一个财政局长”的说法。因为我们国家当时很穷，需要财政人才。这个干部学校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大。我教书第一年的学生中，年纪最大的是52岁，而我才22岁。有些学生还带着老花镜，写字的时候拿钢笔的姿势和拿毛笔一样。当时讲的是苏联财政，所以第一节课我就跟学生说：“我是从校门到校门，学的是苏联财政，中国财政我一点都不懂的。”讲苏联财政，我自然是权威，因为所有讲苏联财政的都是从人民大学出来的，而且我的笔记记得特别全。当时几乎没有参考书，只有人大那套薄薄的小册子，一套大概有三四十本。我们是上午上课、下午辅导，上课时候，我讲得挺好的，算是现学现卖；一到下午辅导就麻烦了，学生问的实际问题我一个都不懂。
比如，财政局长问税务问题，我不懂；税务局长问财政问题，我也不懂。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财政局长问我税务问题，我就把税务局长请过来回答，然后我在边上记笔记；税务局长问财政问题，我就把财政局长找过来回答，我又在一旁记笔记。如果他们都回答不了，我就把问题记下来去请教别人。当时这些学生从北京学习后回去就会说，“我到中央学习，老师都这么说的”。虽然我当时很年轻，但也不敢胡来，所以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四道口一直骑到天安门，财政部当时在红墙边上，我到那里去向人请教一个个问题。我带着笔记本，上面记着谁问了什么问题， 是哪个地方的问题等。当时财政部的人年纪都比我大，我不懂就问，所以财政部好多人都知道财干校有一个小老师，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当时同学们对我相当好，都很尊重我，并不会因为我不懂就怎么样。第一年还是第二年结课后，学生集体写信给校领导表扬我：“我们到北京来学习，跟到莫斯科学习一样。”教务长把我叫去，把学生写的信给我看，意思就是我做得很不错，要继续好好干。当时看到这些，我很高兴，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对不起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实际部门的局长、副局长、科长，都是做实际工作，而我给他们讲苏联财政，讲周转税，学的内容回去根本用不上，有点不切实际。所以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内疚。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找教务长。教务长是1927年山东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跟他说：“我跟同学讲苏联财政对他们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能不能讲中国财政?”他说：“可以，可以试试讲中国财政。”我说：“那我就试着编写中国财政的教材。”大概是1957年，在讲课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我就开始写中国财政。在中国，写中国财政的，我应该算得上是第一人。当时有个苏联专家在财政部，他是莫斯科财经学院的讲师，他在财政部期间写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书都是实际内容，没有理论的东西，但框架不错，就是我们传统的财政框架。我基本就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写了第一本财政教材，当内部讲义使用，书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问：您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有什么想跟我们上财的老师、同学分享的？
叶振鹏：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我懂就是懂，不懂就不懂。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我就问，不耻下问。人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而世界很丰富、很精彩，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像我到现在还在带博士，也是一边学一边带。因为现在博士的论文题目都很新颖，不是我熟悉的东西，所以他们定下选题后，他们学习的同时我也开始找资料学。这些博士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在职的，做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也是我的老师。六十年来我都是这样，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去学。
问：这么多年读书治学，有没有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叶振鹏：我们当年的研究生可能比现在的院士要少很多。所以我1955年毕业以后最苦恼的事，就是不懂的问题没有地方问，只好跑财政部去问。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权威的老师可以指点和解答，很多东西只能靠我自学。如果说哪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可能是王炳乾部长对我帮助比较大。大约是1962年或1963年学校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新开一门课——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我从来没有做过，它是门业务课程，于是我就去财政部。当时王炳乾部长还是预算司的司长，他非常平易近人，我不懂就问他。预算司应该算是财政部的第一大司，所以他很忙，但只要我去问他，他都会很认真地回答我。在我的学习过程中，王炳乾在我写《国家预算》一书时帮助很大。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教国家预算的，也是正式出版《国家预算》教材的人。当时我们写的这本教材准备作为全国统编教材，在我们向王炳乾汇报时，他很谦虚，说教材才刚写好出版，应当改作“全国高校试用教材”更好。所以，我从他那里不但学到了很多业务知识，同时也非常敬佩他为人谦和、谨慎的作风。
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平常是怎么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吗？
叶振鹏：我看书很杂。1992年我就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一直到1998年《人民日报》还在刊登《大家要学市场经济》。我看书有点实用主义。比如，我看一本书，看完后会思考这本书在哪里提出问题，提出了什么观点，这个观点如果觉得对，是对在哪里，如果觉得不对，又不对在哪里，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过去写文章很少引用别人的东西，不是我不想引用，而是我不知道观点是谁的。我同意的观点，在消化后就变成了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的观点也变成我的，即这问题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
问：我们了解到您在厦门大学工作过，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叶振鹏：当时，中央财经学院被撤销，我1972年元旦到了厦门。厦门大学没有财政专业，财政只是一门课程。我去了之后，跟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财政专业；到我离开的时候，经济系变成经济学院，财政是一个专业；再后来，财政专业变成财政系。所以，对于厦大的财政系，我也算是创始元老之一。1978年中央财金学院恢复以后，我是第一个调回去的。说实话，当时我其实不想回北京，因为厦大对我实在太好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把调令压了八个月，他们不停催我。最后我想了想，我是做财政的，厦门这个地方信息相对滞后，不利于工作研究。例如，当时的福建省财政厅长关照预算处长，“如果叶老师来，就打开保险柜，他想看什么就让他看。”有一次，我从厦门到福州，去了财政厅，他们真把文件柜打开让我看，但是这些东西两三个月前我在北京已经看过了。所以这件事就让我感受到，搞财政，特别是搞研究，不能离开财政部。
问：在您写的这么多书和文章中，哪个是您最得意的？
叶振鹏：《双元财政结构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当时，我刚刚提出这个观点，有很多人批评我。但实践检验真理，到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我的一个学生，现在是国资委的总会计师，我指导他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我们聚餐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超出您当年给我辅导论文时说的话”。不过，当时写的东西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我的这个观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对财政工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实践就是这么做的。1993年我提出公共财政，直到1998年国务院才搞公共财政。1988年我在《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一书中就已经提到双元结构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
供稿/图：陈玉琴 审稿：喻世红 高冰冰
